李贽"人文主义"人性论评析--兼与西欧人文主义思想比较

晚明李贽反对纲常名教、鼓吹私心利欲的人性论,常常被视为体现了市民阶级要求的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上,步入封建衰世的晚明社会,还远未出现西欧的那种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趋势.作为一位对腐败政治极度不满的官僚士大夫,李贽的人性论不可能包蕴着人文主义的内涵.西欧人文主义者"个体本位"的人本观,以个人"自由"为轴心,以人的世俗追求与享乐为归宿点.而李贽在鼓吹人的私心利欲时,又力图将"人欲"纳入"圣人"导引和儒学"明德修身"扼制的轨道,进而沿着王学所开采的儒学异化路径,鼓吹儒、释、道"三教合一",将"人"引渡向一个弃绝尘欲的宗教苦海.这些都证明了他是一位反叛传统却又找不到出路的"异端"思想家.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一二之辩与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

晚明三教合一达到顶峰,方以智亦预其流.他利用一和二的辩证关系表达了一个圆融的体系,三教皆含摄于其下.方以智认为,"二非定二,二本是一;一不住一,一即是二",一二之间圆融无碍.儒家的"一以贯之",佛家的"三谛",道家的"无知知"及"无为而无不为",都是这个体系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三家是相通的.     

诗歌与宗教: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典故新诠

天学诗是指以传教士和西方宗教文化为题材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士人在政治和文化危机下感知西学和天主教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融合了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想象。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的诗人们以用典为主要修辞手法,引用了大量的先秦诸子语典、寓言故事、上古神话和名人事典,将对古代圣贤治世的追思、对当时混乱时局的痛心和对传教士的赞赏融入诗中;天学诗用典是晚明文学复古倾向的表征,典故的选择与运用又受到了诗人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转向及其对现代的启示

明清时期儒学的民间化、宗教化的转向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内在的学术理路.这是儒学下行路线的过程,经过了王门后学未完成的宗教化、三一教、太谷教和刘门教等真正的宗教化和其他民间宗教中的儒学因素这几个阶段.以儒为主,三教合一是这种转向的基本样态.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归,走向大众,强调实践是这种转向的基本特质.这种转向对我们今天儒学、儒教的复兴有重要启示.     

莲池大师对"三教一家"说及儒、道的评判

莲池大师作为晚明佛教思想领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三教一家"说及"儒佛一致"论进行了评论,主张三教虽本一家而非无差别,佛为最尊,儒佛心性论有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异.他回应儒、道二家人士对佛教的攻击,对种种错误知见进行了批驳,阐明了佛法的正见.     

晚明士人社会交往的失范及其评述

"纵适游讨"与"狂狷自现"实则是晚明士人社会交往失范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士人通过攀援阿附来获取声名利禄的一种自我离异式的社会交往形式;后者则是士人通过超越常轨的个性的极度抒发,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异他式的社会交往方式.就其本质而言,两者都是士人在晚明士林社会交往关系异化的影响下,藉以摆脱交往困惑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但"纵适游讨"所导致的士人社会交往质量的下降,不仅未能使士人真正摆脱困惑,相反倒导致困惑的进一步深化;而"狂狷自现"则是以背离的形式对社会交往理性内涵的一种追求,多少为士人更为理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隐逸道士张三丰析

明全真道士张三丰在有明一代备受朝野各界之推崇，成为自吕洞宾之后最富盛名的活神仙。之所以如此，除了其身上罩着一层神秘光环之外，与他自身的功德修养、隐仙风范及其顺应时代的宗教思想、宗教理论分不开。他一反当时僧道趋炎附势、邀封请赏之流弊，宏扬三教中人传统的隐逸风尚，以隐仙风范受到当权者的赏识与推崇。他高唱儒释道三教合一同源，极力附会儒学，主张三教归一，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理想诉求，故能获取广泛的认同、接受和支持     

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

晚明社会变迁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 ,并对晚明士风的嬗变产生了极大影响。于生计促迫下 ,士节的沦丧、士心的尚利与士行的污贱构成了晚明士风的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导致了晚明士人自身人格精神的消解与没落 ;另一方面也促动了其生存观念的转化并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这对晚明士人健全经济人格的形成与社会出路的拓展也起到了积极意义     

浅谈学术期刊应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

在分析中国学术期刊的现状和国外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学术期刊面临"入世"所带来的影响和机遇,提出学术期刊的应对策略,加快结构调整,组建集团;转变观念,适应市场化运营机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名牌期刊,参与国际学术期刊竞争等.     

一部研究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的应时创新之作——《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协调发展》评介

一部研究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的应时创新之作——《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研究——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协调发展》评介@李录堂~~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人格刍议

从人格角度观察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独立型知识分子以“思想自由 ,远离权力”为人格的外部特征 ;依附型以“掌握权力或思想为权力服务”为人格外部特征 ;断裂型以“思想与行动的转化”为特征。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是与国家发展方向、国民性及知识分子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密切相关     

新文化运动前后柏格森思想传播与中国现代思想思潮的流变

新文化运动前后,柏格森被译介入中国现代哲学、思想领域,由此所掀起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直觉"思潮给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跨文化语境的西方学术资源,在我国思想界、哲学界及文艺理论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梳理柏格森思想传播与中国现代思潮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历程作出深入理解。     

《当代中国的“显学”》评述

《当代中国的"显学"》一书系侯且岸先生多年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的结晶,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和独立品格。该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重视对现实性比较强的问题的研究;二是重视历史人物思想的研究;三是重视学术史和学术方法论的研究。当然,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漏,在体例与编排方面也仍有可改进之处,然瑕不掩瑜。     

“参采中西创新知”——康有为与戊戌“新学”的文化特征

戊戌新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而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则从根本上影响了戊戌新学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从而也影响了近代学术文化转型的民族特性和其发展趋向。只有深入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其戊戌新学的特征，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近代学术文化变迁的民族定位和历史定位。     

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关于《论语》“学”“仕”关系的解读

《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常常遭到误读。一方面是由于脱离文本所处的特定时代,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对文本本身的庸俗化理解。无论如何,儒家以伦理为本位,突出知识分子在道德素质上的要求。儒家鼓励知识分子从政也完全基于道德的考虑,这与"官本位"、"权力本位"有着本质的区别。     

先秦墨家法律学说述评 ——墨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反动及其解析

对先秦墨家学说及其与儒家礼治学说的学术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系统解析,认为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儒家礼治学说的畸形变种,是对儒家礼治学说的一种理论反动,其学术进步性并没有现代某些学者所认定的那么夸张。     

胡应麟小说思想研究综述

胡应麟(1551-1602)不仅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而且是有明一代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问家之一。他毕生以藏书、读书和写作为乐,一生著述宏富,多达四百余卷,在文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大家。在其著作中,《九流绪论》、《三坟补逸》、《四部正讹》、《二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