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守法道德的向度及其养成

公民守法道德作为实现法律的德性保证,其对法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向度上,公民守法道德表现为强制守法、自觉守法和信仰法律三个层面.就实现条件而言,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离不开公民意识和保障机制的确立,也需要政府切实有效地履行自身应尽的责任.     

积极守法：一个被忽视的法治维度

从法治实践来看,我们的守法观经历了从以服从为中心的消极守法观到以维权为中心的有限积极守法观的变迁,并已经有了朝以护法为中心的全新积极守法观进化的趋势。从法律规范性角度分析,积极守法可以分为法定的积极守法与法律未予以禁止的积极守法;从行为表现角度分析,积极守法可以分为制止与劝阻两类行为。从公共领域的视角来看,积极守法观其实是一种个体公民意识的表达,并能够在此基础上生成社会整体公民意识与公共理性。积极守法所蕴含的公民意识及公民参与的要求对破除臣民意识、建设法治社会与实现善治具有重要意义,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     

试论公民守法的道德义务

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法制教育的论述,首创性地将公民守法的法律义务转化为道德义务,这是我党对法制教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法制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法定义务既具有法律性,也具有道德性,成为道德义务;法定义务的自觉履行是守法的道德要求,在我国有其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公民的守法精神。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切实加强法制教育

科学发展观中的法制教育思想,是对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法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法制教育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阐明了法制教育可以通过公民教育、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等三种形式来进行,要求通过法制教育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营造良好的法治精神氛围,并第一次确立了法制教育的目标是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首创性地将公民守法的法律义务转化为道德义务,要求用法制教育引导公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论守法的障碍及其克服对策

守法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 ,是实现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社会中守法障碍还严重存在。造成守法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守法素质和守法环境上存在的问题。要克服守法障碍 ,其对策有 :大力加快立法步伐 ,加大廉政法制建设力度 ,加强法制教育等     

守法的经济分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至上,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要遵守法律,按照既定的法律框架,展开自己的行为,拥有权利,履行义务。依据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守法主体是经济理性人,追求一定的利益;守法是一种富有经济性的法律行为,有其内在的经济机制、经济形式,存在着一系列守法成本,从而导致追求不同的社会效益。     

道德视域中的法律运行

法律运行作为法之创制、展开和实现的逻辑进程,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审视和导向,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之应然。这种合道德性的法律运行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环节,法不仅要符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追求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契合;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司法工作者追求司法公正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在守法环节,广大公民不仅应关注行为的合法性和履行法律义务,而且还应追求自觉的守法境界和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     

“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

公民道德建设要靠法律 ,守法是公民基本规范。通过分析“法治—守法”公民道德建设新模式及其理论和实践依据 ,指出以“法治—守法”为依托的公民道德建设不仅具有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模式而且获得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公民自由守法精神、利导式激励机制等丰富内涵。“法治—守法”与公民道德建设 ,殊途同归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论法律意识作用的道德保障

法治精神要件的法律意识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要担负起为法治进程展现其品格、风貌和灵魂的时代使命,就需要得到道德的保障,表现在:为法律意识作用的创制良法提供道德保障,为法律意识作用的执法活动提供道德保障,为法律意识作用的守法作用提供道德保障。     

论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与公民守法意识的内在关联

当国家法律制度创建时,就意味着法律制度自身所内蕴的法权要求、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为社会主体设定的行为模式等应该转变为社会现实,而且也只有当这些应然要求转变为社会现实,法律制度才能是有效的。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与该国家公民的守法状况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因为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而公民对法律的自觉遵守又是以公民的守法意识为主观心理基础。由此可见,公民的普遍守法既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表现,也是法律制度高效实现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培养公民的自觉守法意识,以形成公民对法律的的普遍信仰和自觉遵守。     

百色起义遵纪守法精神与大学生遵纪守法教育

遵纪守法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通过学习和弘扬百色起义期间革命军民普及法纪教育、自觉遵守法纪、严格执行法纪等优良传统,把百色起义遵纪守法精神与道德修养相结合,自觉增强公德意识;与法纪学习相结合,自觉积累法纪知识;与日常行为相结合,自觉提高法律素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自觉培养社会责任感。     

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意义探究

“普法”对于“守法”的功能意义是由“知法—守法”与“知法—维权—守法”两个命题共同支撑的.然而,这样两个命题并没有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建立真正意义的联系.只有将普法看作一种特定的、实现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方式方法,“守法”才能真正实现.未来的普法重心既不是法的“暴力性”也不是法的“功利性”,普法应以论证法律的“合法性”为基础,在普法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     

公民的守法精神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中国社会的法制现代化仅仅依靠移植现代化的法律制度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除了建构法制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之外,还需要塑造公民的守法精神以实现主体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使其成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价值基础和精神支撑。     

从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看守法与法治——由苏格拉底之死说起

为了厘清公民的守法意识和法治建设的相互关系,运用对比分析方法分析孔子与苏格拉底这两位东西方圣贤对于法律的不同心境,透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对法律截然不同的心境,进而分析中西法律文化的精神差异和起源差异以及守法精神的培养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之间的内在契合与联系。分析认为,守法乃是法治的精神要素,法律只有被信仰才是有效的;同时公民内心对法律的认同是其接受法律、践履法律的内因,而将法律认同与法制环境的有机结合,才能使社会主体的守法由可能变为现实。     

论法治进程中的守法因素

法治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充分发挥法律对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从而使人们形成那种发自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和崇敬,并把法律内化为自身行为的准则,形成守法的氛围。自觉自愿的守法符合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法治社会中理想的守法状态就是在政府守法的榜样之下,民众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     

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路径选择

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是从源头上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培养全民守法意识的必然要求。现阶段,在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着法律虚无主义思想、权力本位思想,需要通过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弘扬权利本位意识、大力宣传法治文化精神等手段,来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     

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依据和向度

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作为从道德价值论的视角对于法之创制、司法和执法及守法诸环节的审视和评判,既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这两者构成了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内在依据。从具体向度看,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主要体现在审视立法活动是否符合道德之“应然”,司法活动是否依循应有的伦理路径,守法主体是否确立了良好的守法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