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是哲学史

"哲学是哲学史"是哲学界、特别是哲学史界广为传播的一个命题。它的几种可能解释,如"哲学等于哲学史"、"哲学史是哲学的一部分"、"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等,或者是错误的,或者表达极不严格,容易引起误解。而从语用学上考察,"哲学是哲学史"导致哲学研究以史料研究为主,哲学论文被哲学教学论文所取代。哲学的特殊性不在于它与历史的特殊关系,而在于它的题材、问题和方法。     

“哲学史即哲学”之四解

黑格尔的"哲学史本身即哲学"认为,每一种哲学学说必有与之相应的哲学史观,两者应该而且可以达成互证.这一观念在当代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可以经由分析一种哲学史观的合逻辑性,来判定与之相关的哲学学说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本文在以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哲学、列宁哲学说明上述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之后,重点讨论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史观与其哲学学说的关系.     

我所理解的哲学和哲学教师--关于当哲学教师的体会

哲学有三种功能,即追问存在、锻造武器及升华境界,哲学教学应该定位在让学生了解哲学含义、进行哲学训练、培养哲学精神,为今后成长提供某些启发和引导作用方面,为此,教师要多讲些哲学史,既符合学习规律,又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哲学老师应该更有道德、更有知识、更有智慧,一个好的哲学老师,除了搞好教学、科研外,还要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多动笔、多交流.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也论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名——一种哲学史角度的理解

针对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名应是"新唯物主义"的观点,文章从哲学史发展证明"新唯物主义"的命名不能成立;马克思称之为"新唯物主义"之"新",只有与"旧唯物主义"对立的意义,而不是对自己哲学的命名。"马克思哲学"应是对马克思所创建哲学唯一的、内涵确定的命名。     

论加字哲学——从金岳霖先生的一个区分谈起

金岳霖先生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区分出"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如果把"史"字去掉,金先生的区分就变为"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的区别。若再把"在中国"这个地域性限定表述去掉,他的区别实际上是"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区别。这一区别的实质在于:通过加字形成一种加字哲学,从而形成与哲学的区别,具有超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围的、富有启示性的普遍意义。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之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哲学和文化领域最为重要的一对关系和被持续探讨的理论问题。两者的关系,在时间上表现为一先一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近代化)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其历程之后,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在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中展开了。具体而言,可以将两者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百家争鸣,批判与指导,和谐共建。当代,无论是"综合创新",还是融会"中、西、马"三大哲学形式构建"中国现代哲学",都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关系处理是三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     

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的理论渊源

现代政治哲学不仅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开创了文明社会的模式,而且强调"舒适地自身保存之正当",日益关注经济。亚当·斯密进一步使它的重心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学。他不仅使霍布斯体系自由化和商业化,而且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落脚于商业社会,使它与文明社会等同起来。更甚者,亚当·斯密把文明社会的蓝图建构在每个人无止境地追求财富利益的满足之上。所以,政治哲学为经济学所取代,政治让位于经济,成为经济的衍生物。政治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向,使"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的依赖关系变成物的依赖关系,造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浅析西方文化哲学的四次转向

通过对西方(人类)文化哲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哲学中有几次"转向"对人类文化哲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几次哲学"转向"逐渐废除了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特权,最终使得系统的现代文化哲学得以建立起来。具体而言,维柯、赫尔德、卢梭等人分别提出了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民族学转向",试图在现代哲学思想的语境下构建文化哲学,而卡西尔则在整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转向",把符号思维确立为哲学的新原则,由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哲学。     

论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

哲学这门学科之所以被称为"哲人之学"或"智慧之学",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功能.文章从素质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核心,两个重点",即以政治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要求出发,论述了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基础的、根本的、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国哲学研究之检讨及建议

本文在世界哲学思潮的背景下,分别检讨中国人自身对中国哲学的两种研究态度(哲学史研究的态度、传道的态度),以及西方学人研究中国哲学的两种主要态度(汉学的态度、宗教研究的态度),并指出这些研究态度均不能解决中国哲学的部分主张已经失效的问题,更不能恢复中国哲学的生命力。要使中国哲学成为"活的哲学",一方面必须使它在学院研究中,被视为哲学的一分子,不与世界哲学隔离而又保持中国哲学的特性;另一方面则使它在文化生活中发挥与客观实际相应的功能。就学院研究而言,应重新解释哲学的功能:扩大西方哲学中"理论效力"的观念,将"指引效力"作为新观念纳入其中;这样,着重指引功用的中国哲学,便可作为一种指引的哲学而重新发展。从文化功能看,必须清理中国哲学中的失效成分,针对当前文化问题,一方面提炼、建立具普遍意义的观念和具体主张,另一方面针对自身内在缺陷而作出重建的努力。     

论作为部门哲学的经济哲学

经济哲学是关于经济的哲学 ,它的概念含义是哲学 ,而不是经济学 ;它不是关于整个世界普遍性思考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而是部门哲学。从哲学史来看 ,哲学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整个世界存在的共性方面 ,人存在的一般维度 ,不同部门领域中所包含的哲学对象。哲学史的考察表明了经济哲学何以能够成立。经济哲学作为部门哲学 ,其研究对象是经济活动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去研究的事实 ,具体研究的内容或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经济活动中所包含的整个世界的共性方面 ;经济活动与人存在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关系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为西方思想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重新思量康德哲学的历史意义

今年是2004年,康德逝世200年了. 关于康德哲学的历史意义,似乎早已不再是个问题;打开任何一本关于康德哲学的书籍,都会说康德哲学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从古到今的一个转折,说他的哲学是一个"门槛",一个"贮水池"--前面的哲学都汇聚在这里,后面的哲学也都从这里流出,它既是一个扬弃着的"缩影",也同时是一种潜在式的"预示".总之,是康德吹响了"批判哲学"的号角,完成了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     

从“讲哲学”看中国哲学——冯友兰的思想遗产

"讲哲学"是冯友兰建构新理学系统时言说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思路,包括"就哲学说"和"就哲学之于人的影响说"两面。"就哲学说",又可分为"在哲学内讲哲学"和"在哲学外讲哲学",主要是谈哲学这门学问在学理上的独立性与存在上的合理性;至于"就哲学之于人的影响说",则主要是"就民族说",指哲学对"民族精神"的"影响"。这个层面的"讲哲学",又是有"见"于"义理"的人(哲学家)能"接着讲"本民族尚未说清的"义理";"自己无见"的人(注释家)则并非"接着讲",而是对古人讲"义理"的语言进行"翻译"(如多数经注),也就是"照着讲"。从"讲哲学"的观点看,冯友兰眼中的中国哲学是一门"就民族说"而非"就哲学说",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的学问。充分理解这一点,将使我们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议,并能对中国哲学的未来有更清晰的把握。     

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深入反省,是进一步推动哲学观念变革、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性的重大课题。从哲学本性看,"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自由创造的理论性质相冲突;从哲学史看,"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思想的历史与成就相冲突;从马克思哲学本身看,"哲学基本问题"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变革与理论范式转换的实质相冲突。因此,破除"哲学基本问题"的话语霸权,承认"哲学基本问题"的生成性、丰富性、异质性与开放性,对于破除传统哲学教条,推动哲学实现自身思想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哲学是哲学”的哲学观真相——从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说起

自然科学在学科上的分化,西方近代哲学隐含着一个哲学与全部科学之间的论题,它表现为哲学面对科学的自我思考,这种思考在近代之末使哲学成了"科学之科学".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科学之科学",哲学只是哲学."无定性"的哲学使其关于自身的观点处于恒久的变化中,并与科学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哲学使命不在于使哲学站在科学面前为自己的当代生存权辩护,而在于通过对人以及与人有关的世界的反思,通过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改造世界".     

重思中国哲学之"法" ——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为中心

德里达、郑家栋对中国哲学之"法"("学理")的颠覆性挑战,为彻底反思中国哲学学科本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重大历史契机.挑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哲学通史非"信史",而是基于后设"哲学"观念之"追述";作为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仅仅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阶段;中国哲学学科宗旨是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创造性诠释"是中国哲学学理基础及方法论本质.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合法性"危机,主要是由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致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缺失了"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实质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已不能适应当下时代要求.中国哲学创新之道,在于以回应时代问题为动机,一方面,以"还原性诠释法""经学路径"归根复命,确立中国哲学"中国效度";另一方面,立足于经学文献主体,借鉴西方哲学方法,以比较、对话视域"以中化西","修复"经典历久弥新之价值,保证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