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善治:内涵、演进及特征——对乡村善治逻辑的中国特色刍议

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善治体现的是以治成善或善之治,是基于人的好生活而对治理秩序的美好愿景及其实践活动,因而它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与价值基础.随着国家意识的确立进而有了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乡村善治实现了乡土善治到国家善政,再到现代社会的善治过渡,并在国家及现代化意义上不断获得新的诠释、演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国家及现代化、公共利益及其多主体参与等方面的善治特征.国家现代化由此成为乡村善治的逻辑起点.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乡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全要素生成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政策体系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深刻把握乡村振兴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享新格局,是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美国乡村治理中农业互助组织的启示——以宜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为例

宜昌新农村建设必须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农民为主体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问题.因为分散的农民显然无法行使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利.重构农民互助组织是农民对接市场与社会的现实要求.美国发达的的农业互助组织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着力构建农民互助组织在政策配套、信息化的扶持、金融支持以及信用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支持系统.     

浅析我国乡村治理发展中的问题

乡村治理是我国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问题。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更加体现了广大的农民的利益需求,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发展中面对更多的挑战。在阐述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之后,分析了制约我国乡村治理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新时代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反思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权力运作的战略选择,是应对新时期乡村传统治理能力衰退的需要,也是人民法庭功能定位的政治治理化的体现。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在现实中是对能动司法理念的承继与推广,农村诉讼网络的建立是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表现形式,同时,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还创建了乡村社会的"和谐无讼",助力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安防控与重大决策。应从人民法庭的"治理化司法形态"、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限度、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运作等角度进行深刻反思,以期人民法庭更好助力新时代的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就、问题与提升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主要表现在产业数字化、民生数字化及治理数字化等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以下主要困境：技术性与乡村性不适配、乡村数字人才缺乏以及乡村建设资金短缺。要加强和完善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数字化基金,以促进乡村振兴活力。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适合我国农村发展规律的政策—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乡村发展短板,较不发达的西藏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仍然十分严峻,需要更进一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定义和路径选择出发,对西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进行研究,对西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具有一系列的重要意义。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政策发展路径与动力机制

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完全消除,如何发展和完善乡村社会政策体系既是稳固脱贫攻坚的基础问题,又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机制问题。立足于此,从贫困治理政策间关系视角去探究农村扶贫政策与乡村社会政策的演变动态、发展动力与未来方向。以G省L县进行历史制度分析发现：（1）贫困政治化是扶贫政策吸纳乡村社会政策的前提,作为政治任务的扶贫运动可以调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行政手段等各种资源,从而呈现扶贫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悖论共存;（2）党建扶贫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发展体现了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推进道路,其本质是中央的贫困治理政治势能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3）该过程通过价值宣传路径、组织嵌入路径与资源输入路径体现了乡村社会政策发展的思想动力、权威动力与利益整合动力,并且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创新之处可能在于抓住了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问题,从社会政策视角进行了回应。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社会资本: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变量

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思路,它可以有效弥补农村单中心治理绩效低下的不足.乡村协同治理需要各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可以为乡村协同治理提供信任与合作的网络,它与乡村协同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社会资本的正负效益都影响着乡村协同治理的绩效.因此,在乡村协同治理过程中要关注社会资本这个变量,转型传统社会资本、培育新型社会资本、鼓励农民参与.     

农村家风建设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研究

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家庭培育的良好家风参与,对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之间协同关系的动态把握 是推动乡村基层治理转型的关键要素。 以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从互进和制约两个方面详细分析农村 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关系,在协同视角下从延续优势、发展经济、培育良好家风和落实配套政策这四个角度 为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以助推乡村社会治理迈向新台阶。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漠视"现象解构及其破局 ——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

农民治理参与缺位是影响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障碍,解析农村治理中的农民参与不足对改善乡村治理和推动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以C市Y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为例,基于"基层(乡镇)政府-农村-农民"整合分析框架解释农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漠视"现象.结果表明:农民"漠视"本质是农民治理参与不足、意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层面,基层政府治理悬浮、功能缺位,导致行政动员能力不足;农村层面,农村转型期空心化,治理机制(利益、情感和规则)不健全,导致治理能力不足;农民层面,农民进城、精英缺失,缺乏收益分配和利益关联机制,导致村民参与不足.破解该问题关键在于夯实基层政权建设、提升政府权威及其行政动员能力,健全乡村自治体系、提升自治能力,培育治村能人弥合治理结构洞、构建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等.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及现实启示

多元合作共治下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略的治理主体,不论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抑或自主嵌入乡村社会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均体现出组织形态变迁中新事物的内在生命力。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合作社在农村基层治理存续进行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的描述以及对现实启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集经济实力、组织认同、权威基础于一体,为农村市场转型、农业分工制度建设提供组织动力,对乡村治理新模式构建、村社协作共治具有现实价值。     

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美好乡村建设为例

在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社会组织可作为协调者、沟通者、设计者,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持续的理性动员力量.在乡村治理新常态下,培育与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构建农村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搭建农村社区共享基金平台,组建农村社会组织孵化园,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丰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激发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构筑积极和谐的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促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     

乡村治理视野下中国农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深入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发展很快。从乡村治理的视角看,作为农村公民社会载体的民间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这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愈发重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教育环境,从而推行了以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为主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方针。如今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干部的首要任务,国家干部要加强对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的研究,真正落实乡村振兴政策。要整改治理方式,改变治理观念,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在建设时出现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文分析了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为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传统乡村治理形态与功能的方法论意义

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村治理形态与功能的重构。传统乡村以民间组织为基石,通过建构乡里制度、政治儒学和科举制度,达至乡村秩序、民间资源、道德信仰和人才教育等的动员与治理。今天,传统治理模式早已成为历史,然其依托民间组织实现多维治理的理念,仍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