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说

忠孝,以至仁义、道德、礼乐、善恶,此类义理、伦理词汇,使用频率较高,表面上看意义明了,古今皆同,好像一种"公理",实际上极难确指。由《庄子·人间世》"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二句互释,可知"忠孝"的重点在于"不择",亦即不可选择。君父的身份是先天决定的,所以尽忠尽孝是不能改变的。此殆是"忠孝"之本义。     

翁方纲对"吟咏性情"命题的回归与修正

"吟咏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命题,而翁方纲的诗歌被指责缺乏性情,实则其在理论论述中,对"性情"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用"缺乏性情"来批评"格调"和"神韵",要求与创作主体当下的情感切合,即"真";而情感之出,强调对"事"本身的,即"正面"的摹写;并最终归为温柔敦厚的诗教,特别强调忠孝问题,强化了最传统的诗言志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用"事境"概念将"性情"与"学问"联系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学问入诗的问题.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传统中国"忠""孝"矛盾的理论基因和实践表征

忠孝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忠和孝都要求自觉地服从和维护权威,所以理论形态上的忠孝之道具有价值同一性。但在实践中随着忠孝价值地位的变化,忠孝之道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忠孝冲突的理论基因是:忠孝冲突是人的属性的内在矛盾的体现;忠孝冲突是君权与父权矛盾的体现;忠孝冲突是公与私矛盾的体现。其实践表征主要表现为:注重亲情,就孝弃忠;舍孝就忠,以全大节;忠孝两难,杀身成仁。     

“忠孝合一”的观点是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

《千字文》是南朝儒生为皇帝太子编篡的识字课本,历来逐代流传,成为所谓的“童蒙教材”。它大量地宣扬了儒家思想,同《三字经》一样,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必须给以彻底批判。《千字文》在许多地方宣扬了孔孟之徒“忠孝合一”的反动观点,“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就是这种反动观点的说教。“忠孝合一”究竟是什么货色?为     

教化与信仰 ——汉代忠孝信仰与画像石图像表达

忠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精神信仰。孝,本为一种家庭伦理,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皇权体制之下被拓展为君臣上下之忠。忠孝一方面是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用政治、法律、教育、教化等手段在全社会推广忠孝伦理准则,忠孝伦理成为"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化的内在支柱,在国家层面与社会(主要以家族和宗族为表现形态)层面得到有效的推行。忠孝在国家教化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即在民间信仰空间中忠孝是一种当世的善行,是作为人死后升仙的必备条件存在的。在汉代流行的神仙信仰系统里,忠孝是现实道德考评与死后升仙品格的重要标准。在国家意识与民间信仰的共同影响下,汉代的忠孝画像石,既体现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又鲜活地描绘出墓主一生尽行忠孝之善而升仙的生命信仰。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

忠孝文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应结合文化翻译的本质以及中国古典诗词本身的审美特征进行综合翻译。从文本分析入手,对中国古诗词中蕴涵的忠孝文化内涵进行细分,发掘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因子。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古诗词英译时如何通过选词、构句、语篇效果等各种语言手段,表现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性,使英语读者也能够体验到中国忠孝文化的神奇魅力。     

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

本文提出,王十朋的山水诗与宦游诗数量多、成就高.这些诗抒发了诗人忧国爱民、修德勤政、笃于乡情亲情友情等纯正高尚情操,跃动着一颗光明正大、仁义忠孝之心,是仁者、儒者、学者的真诚之诗.在艺术表现上,诗人把诗与画、自然气象与人文精神、写实景实事与想象虚拟、赋与比兴、诗与题序、分写与总写、古体与近体相互结合和照应,也体现出诗人在追求浑然天成中注意锤炼字句、擅长铺排与对仗的艺术功力.在古代山水诗与宦游诗的发展中卓有贡献,在宋诗低潮期中起到了振衰起弊的作用.     

论中国伊斯兰教的"忠孝"观

与-些西方学者和社会偏见所断言的相反,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非但不与伊斯兰教的真主独-论相悖,双方在忠孝观的问题上还恰巧有契合点.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忠孝的教导、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忠孝观的阐述、穆斯林群众对忠孝观的实践等角度分析中国伊斯兰教"忠孝"观的正负两方面作用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宗教在维系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类同性可证,中国穆斯林大众和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其实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段里因"忠孝"观而获得利益的趋同,也因"忠孝"观而遭遇共同的历史灾难.     

武则天与忠孝观念

为了深化对武则天的研究,采用文献解读和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忠孝观念的角度探讨武则天的政治命运.认为忠孝观念对武则天的政治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武则天是一个忠孝观念的倡导者,她虽然利用忠孝观念获取和巩固了帝位,但她在忠孝观念的束缚下不得不让位于李唐王朝,未能实现延续武周王朝的梦想.     

“群”与孔子《诗》学之关系

孔子论述《诗》的价值作用,有著名的“兴观群怨”之说,并旁及事父事君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等.孔子的政治抱负使其《诗》学以“群”为终极指向.孔子试图以《诗》来促进君子人格的生成,使其《诗》学带着强烈和同社会、国家的政治意义.《诗》之可以能“群”是建立在《诗》的文学性基础之上的,其中《周南》、《召南》因其在《诗》中的特殊地位而尤具典范意义.《诗》的隐喻特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赋《诗》断章奠定了前提条件.孔子以对《诗》的整理、研究、使用,建构了其以文学性为基石的政治《诗》学,为古代绵延不息的“诗学”导夫先路.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忠孝伦理:日本道德教化的展开与创新机制的内化

源于儒教伦理的忠孝观念在日本宗教的世俗化进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日本,忠孝观念是同其民众与国体的一体化而并存的,成为日本国民政治价值观的一部分。文章探讨了日本忠孝观念的缘起与特征,认为忠孝观念在事实上对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高效、实用的创新机制起到了内化的作用。     

唐代忠孝问题探讨——以官僚士大夫阶层为中心

唐代对于官僚士大夫阶层在孝的方面有着完备的伦理要求、制度约束和行为规范 ,这一阶层在孝的实践上大多能做到“善事父母”。同时 ,唐人也重视为国建功立业 ,官员们力图做到忠孝两全。一旦忠孝不可兼得 ,他们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况有所选择。忠先于孝 ,“死事一君”的忠节观念在唐代尚非主流认识。     

论忠孝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及改造

中国是一个伦理型国家,忠孝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并很早就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影响,种种迹象表明忠孝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和改造是深入而全面的,而且正因为忠孝文化的渗透与融入才使得这些故事更加深入人心从而流传更广、影响更深。这从忠孝观念对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影响与改造就可看出端倪。     

&lt;&lt;诗&gt;&gt;题新解

一般论者认为诗产生于周代。其实,殷代已有朴素的韵诗,但由于其时“诗、史、事”三位一体,“诗”也即“史”、“事”;再者,从《诗经》的一些篇章看,诗也不都是周代作品。于是,《诗经》全是周代作品的定论是应当推翻了。     

钟嵘用事观辨析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评诗专著，钟嵘认为诗和文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强调诗吟咏性情的抒情功能。对于五言诗歌中的用事，钟嵘并非全然否定，而是针对齐梁时用事不当如同书抄的不良诗风，反对堆砌典故、好用新事，并提出“直寻”之法以矫其弊，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论唐五代诗本事的言说方式

唐五代诗本事以诗歌的创作、解读、传播等文学活动为主要言说内容,也就与当时通行的笔记文本拉开了距离,往往被视为诗歌批评文本.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文本,唐五代诗本事的言说方式呈现出一定特点:言说形态方面,以事件为文本中心,以诗明事、证事;言说主体方面,以史官的口吻叙述故事、发表评论并由此形成纪传体文类特征.这些使唐五代诗本事与北宋诗话的以诗为文本中心、以文学家的口吻叙述故事和发表评论及其语录体文类特征等形成了鲜明差别.唐五代诗本事尚未完全从当时通行的笔记中脱胎而出并发育为一种成熟的诗歌批评文类,就被其孕育出来的北宋诗话迅速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