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

作为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望卓著的作家,茅盾的文学创作及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而数十年来对其评价产生严重倾斜,不利于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评论中,争议最大的是对茅盾创作"模式"的评价,其中虽褒贬不一,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茅盾成就的估价,也影响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科学评价。返观现实,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作理性审视就非常必要。历史地看,茅盾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接受"欧洲正宗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从理论自觉性和创作实践自觉性两个层面把握现实主义,对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建构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其创作模式中最遭非议的坚持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也有着复杂情状,不可予以简单否定。对《子夜》等作品的评价,因受到特定时代语境的影响,总是摆不定,连茅盾本人也未能免俗,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时代女性”、历史意识与“革命”小说的开放形式——茅盾早期小说《虹》读解

在茅盾的早期小说中,写于1929年的《虹》,同它前后的《蚀》三部曲(1927年)和《子夜》(1931年)相比,似乎较少受到学者的青睐。像三部曲一样,“时代女性’’仍是小说的主角,但梅女士和《动摇》里的孙舞阳、《追求》里的章秋柳相比,个性却显得不那么鲜明。和《子夜》比,     

真善美的凝结——论茅盾《蚀》《虹》中“时代女性”的独特性

“时代女性”的提法出自茅盾1933年的《几句旧话》。他说:“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本书……终于那大矛盾又爆发了!我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我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其实在此之前,“时代女性”已作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形象出现在《蚀》、《虹》中,这是特定时代的一些特异女子的探索、发现和艺术上的概括显现,不仅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时代和生活,也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本文将就《蚀》、《虹》中的“时代女性”展开分析,力图从真善美三个方面寻找出“时代女性…     

意图的言说与文本的意味——《子夜》主题新论

茅盾关于《子夜》的主题旨在"回答托派说"是其预设的温柔"陷阱",它既不能遮掩《子夜》的文本意味与作家意图之间的明显罅隙,也不能平复小说中关键人物的失败因素和结局与作家理念阐述之间的矛盾。真实而全面地展现193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的生活图景,深刻地反映资本运作环境下人性的本质以及企业经营投资者在资本运作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因由,进而揭示出冲击企业经营投资者完成效益化生成及扩大再生产的时代动因,是《子夜》的立意之本,也是《子夜》的主题之所在。     

茅盾《蚀》神话模式的象征和文学史价值

茅盾在《蚀》三部曲的深层结构中,首创了一个以北欧神话为整体性象征的隐性神话模式——构建了象征世界中,命运三女神与其他神祗,同神界安危相应的生命树的关系网络。小说的整体象征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危局中,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和生死理念,以及凤凰涅槃般的重生。这使茅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该小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回到《讲话》接受史现场——以茅盾为考察中心

作为权威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但在历史上,《讲话》发表后在延安与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如很多当事人、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广泛、热烈,其真正被文艺界接受和应用还是在1949年以后。茅盾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建国后曾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以茅盾为中心考察《讲话》的接受史现场,对于理解《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诗教”视域中的半部经典——以鲁迅、沈从文、茅盾和赵树理小说代表作再阐释为例

植根于"诗教"之说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实践中,不仅影响到与其直接对应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而且也影响到看似与其无关的、极度推崇文本中心地位的"新批评"或"形式主义"的语篇细读方法。但由于我们习惯将"诗教"传统中功能论的一面("兴观群怨")推展得过度空泛、又将"诗教"传统中方法论的一面("温柔敦厚")突出得过度孤立,本应成为文学社会学方法必要的实证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文本细读,却常流于琐碎、轻薄,以至撕裂文学作品整体性和有机性。表现在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上,就是对作品完整文本信息和文本架构的遮蔽或抽离。针对这一症候,就《狂人日记》《阿Q正传》《边城》《子夜》《小二黑结婚》等久遭"半部化"遮蔽的经典作品,进行纠偏式的再解读,可以清楚地揭示、比照出几种形式不一但同样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和方法上的乖误。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     

托马斯·品钦早期三部小说叙事话语的互文性研究

文章对托马斯·品钦早期三部小说的叙事话语进行了互文性研究,其叙事话语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与欧洲经典文学作品互文;与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和品钦自身作品互文;与非文学领域的艺术、科学叙事话语互文。高度的互文性使其小说成为各种叙事话语交织的超文本互文体系,构成了其小说叙事迷宫的一个主要因素,反映了品钦对传统叙事话语的继承和创新。     

浅析1930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观

1930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观初步形成。针对当时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调查研究观。提出调查的主体是党员干部,调查的对象是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采用的调查方法是"四面受敌"法和城乡结合法;调查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     

边缘的主流——对八、九十年代诗歌论争的一种阐释

在当代诗歌的历史叙述中,"朦胧诗"、"第三代"与"90年代诗歌"构成了八、九十年代诗歌的中心环节,关于它们的争论也是诗歌批评的最重要部分。悖论性的是,这些诗歌在其最活跃的阶段实际上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态中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引起的批判最多,内部的差异和争论也最激烈。这是否隐含了当代诗歌一条隐秘的成规,争议越多,越不可回避,其地位也越稳固。     

从“门当户对”谈起：论中国农村社会的择偶观（1950到1980年代）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间中,农村社会在择偶时主要会考虑到对方的阶级成分、老实程度、是否能干、家庭所在区域、家庭经济富裕程度、相貌等条件。应该说,虽然这一时期的＂门当户对＂已经没有象在封建社会盛行,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其存在的土壤,择偶时选择对方家庭条件仍旧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思维方式。其存在受到传统习惯的力量、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婚姻客观途径的作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