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国家对司隶校尉的防范和控制

汉代国家对司隶校尉的防范和控制措施主要有四 ,即严惩重罚、突击检查、权力牵制和回避制度 ,体现了汉代统治者的预防意识 ,同时也保证了司隶校尉能够在皇权控制下发挥有利皇权的最大作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注重对监察权性质的研究

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同实现反腐败的制度目标,由此必然产生二者共同行使监察权的问题。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监察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党的执政权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性质的监察权,这种监察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党管干部原则;另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国家监察权,这种监察权需要纳入由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法律监督权的运行秩序中。基于监察权的性质和功能,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在组织领导体制上虽然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对同级人大负责,但在具体运行机制上不需要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而应向上级监察机构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创制的中国特色监察权不仅可以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权,而且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运行效果,形成反腐败工作的新格局。     

汉代财政监督机构的职能及其实施效果证释

据陈世材等先生考证,汉代的财政监督机构有丞相、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但传世文献和新出材料显示,汉代侍御史、主簿、御史属、丞相少史、御史中丞从事等在财政监察方面有具体分工和职责,而两汉地方监察之机构其实是由司隶校尉、刺史和督邮负责。《二年律令》还对陈世材等先生关于汉代财政监督实施效果的重新评价提供了直接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本文考证认为,汉代的财政监督主流还是好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     

论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的原则

监察权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执法权。在我国,国家的执法权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司法权,如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另一类是行政执法权,如监察机关的监察权、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权等。目前,在理论和法律上尚未对监察权作出明确的界定,监察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确立和探讨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的原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确立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的原则,首先要明确监察权的性质和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的特     

论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制与监察权运行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地方监察体制主要有三种形式:中央授权监察体制、中央常驻监察体制和中央巡回监察体制。中央授权监察体制下,地方上监察权与行政权不分,监察权无法独立运行;中央常驻监察体制下,地方上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但很难避免监察权地方化、行政化;中央巡回监察体制下,监察权不仅独立且不易地方化与行政化,对监察权的运行是最有利的,但是监察权滥用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古代的监察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行政监督制度,监察权的不作为、滥用是很难遏制的,美化古代监察制度而对其严重缺陷视而不见是要不得的。     

监察建议“柔性”对事监督权的属性厘定与功能实现

监察建议尽管是一项法定职权行为,但它并非只具有纯粹的强制效力.从结构功能主义来看,监察建议区别于行政监察建议,更多地依靠柔性效力整合并维系监察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互动.监察建议具有“硬法”的外观、“软法”的内核,宜定位为相对柔性的对事监督权.从权力结构的功效来看,监察建议具有延伸、修复、治理功能,应以功能为中心构建延伸型建议、修复型建议,拓展治理型建议,并就制度预设目的和功能实现构建建议前的信息互通和听证申辩机制、建议中的说明理由和沟通反馈机制、建议后的责任分担和社会回应机制,以此解决监察实践中建议行使的强制性有余、权力间沟通不畅、结果有效性不足的问题.     

关于一宗汉代“劫质”案的相关问题研究

汉代＂劫质＂案及相关案件的处理是汉代法律实践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方法需要多方面考察分析。＂桥玄幼子劫持案＂从社会治安角度看,是一宗极不平常的＂劫质＂案,其特殊性在于桥玄的态度和现场治安官员司隶校尉的处理方法。通过分析,＂桥玄幼子劫持案＂的发生时间和其特殊性得以解决。     

浅议司隶校尉初设之谜

《汉书＞卷十九下《百官公卿表＞对司隶校尉设置的时间，设置的原因，司隶校尉的职掌等项记载的简单明确，论说不应该有什么疑问，其实认真考究起来，是一团难以消解的迷雾。下面就先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有关原文，考察一下它的谜在哪里？然后再试图解开。“司隶校尉，周官（师古田：以掌徒隶而巡察，故云司隶）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师古田：中都宫，京师诸官也），捕巫蛊，督大好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延元四年省，缓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     

监察委的权力运作与宪法规制

为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中共中央在三地试点改革,并在三省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当前总结改革经验准备向全国推广。这涉及到监察委权力的运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迈出坚实步伐就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改革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为改革顺利进行提供法治保障。国家监察权的权力范围广,对其监督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对权力的监督是为了更好保证权力的不滥用,秉承依法治国,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利弊的理性分析

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各朝都以强化专职监察权作为防治腐败的重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对于澄清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弊害和恶果,其主要表现是:以监察职能混淆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扰乱正常的行政秩序和司法秩序;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因拥权过重且缺乏监督而自身严重腐败;监察机关因其工具性本质而使其职能发生严重异化.就总体的实施效果而言,中国古代强化监察权并没有成为防治腐败的良策,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贪腐之风和强化了腐败产生机制.中国古代强化监察权之所以没有成功,其根源是权力一体化的政治制度.     

从《二年律令》看汉代"户赋"和"以赀征赋"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汉代不存在户税,或曰人头税按户征收。但根据发现的考古材料考证,汉代存在户赋征收制度,户赋的征收标准在汉初是按爵位分等级征收,其后随着爵制的泛滥,逐渐为以赀征赋的标准所取代。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唐代监察制度探析

秦代之后,监察制度不断完善。到唐代,监察制度已基本完备,不仅监察机构和职责分工更细,而且监察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和全面。唐代监察制度为此后中国历代监察制度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只能是封建专制皇权的附庸和工具。     

“华夷之辨”思想在金源社会淡化的阶段性

金源女真立国之始,便伴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华夷＂之节思想的影响。金朝统治者面对严守＂华夷之辨＂观念的汉族文士,历经几代女真帝王的努力,最终使得汉族儒士在对待女真统治的态度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金初的势不两立到金中期的矛盾动摇,直至走向金末完全淡化消失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曲折过程。     

《后汉书》韵例研究

《后汉书》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韵语材料,这对于研究东汉以及南朝时期的语音,是极其可贵的。而且只有弄清韵例,才能更好地分析《后汉书》的韵部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后汉书》的韵语作为研究对象,阐释散文韵例的特点。     

论元宵观灯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

在元宵节的起源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传统的认为元宵节起源于西汉汉武帝于正月十五日祭祀太一神活动的观点及相类似的看法,都是不妥的。元宵节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是受西域佛教社会燃灯供佛宗教习俗的影响,而在唐代最终确立的一个民俗节日。佛教涅槃部的经典及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温明、秘器与便房考

《汉书》等文献中多次提到温明、秘器和便房的称谓。学界多认为温明就是考古中发现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漆面罩。其实两汉时期温明的内涵有所不同。秘器就是棺木 ,温明秘器应当是第一秘器 ,唐代中晚期以后不见“温明秘器”的叫法 ,大约和开元礼的出台有关。便房的内涵 ,在两汉时期指的是椁室的总称 ;东汉至魏晋时期演变为用于祭祀的空间 (可能在椁内 ,也可能在椁外 ) ,隋唐时期成为墓道的耳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