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创新政府的理论依据及制度安排

构建创新政府是指建设有效激励和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的政府。政府之所以要成为技术创新的推动者是因为：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者、组织者和调控者,应将促进产业技术创新作为自身重要的经济职能,充分发挥自身在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市场和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使自身真正成为有效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的政府。而构建创新政府的根本途径就是激励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要构建创新政府,关键是要通过建立健全产权制度、专利制度、金融制度、分配制度等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得以实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政府补贴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直接和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应,且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更强;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激励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与产权性质联合调节政府创新补贴效果;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具有负向抑制效应,政府补贴效果受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产权性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且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技术创新制度激励的思想探源与政策分析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 ,有效的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为了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激励力度 ,可以从企业、市场、政府等不同层面出发 ,构建一个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的制度框架。在政府政策安排方面 ,必须从产权保护、公共采购、财政支持、科技发展、市场培育等角度对技术创新行为进行激励。     

终极控制人、高管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

基于古典代理理论和行为代理理论,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特征的公司其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更加不同.本文选取了2006-2010年我国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16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呈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运用股权套现对削弱股权激励当前价值、预期价值或对公司技术创新有影响作用.而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当前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作用更强,高管股权激励的预期价值对公司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地方性国有上市公司较中央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当前价值对技术创新的负向作用更强,预期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弱.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光伏企业融资渠道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经理人创新管理能力的调节效应

双碳目标下，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高质量技术创新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重要条件。但高质量意味着高风险，企业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还需要良好的对技术创新的管理能力。以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五国光伏上市企业为例，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角度，揭示经理人技术创新管理能力在股权、债权融资对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影响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由于投资者渴望规避高风险，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质量均有负向影响，且债权融资比股权融资的负向影响更大；但如果经理人对技术创新活动有较好的管理能力，就能在企业创新的不同阶段有效缓解上述不利影响，甚至可以引导股权融资对创新质量发挥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企业经营和政府部门制定政策两方面给出提高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对策建议。     

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当前我国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关键阶段,企业要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依靠创新来强化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高管是企业的关键决策者,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7年中国949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首先,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的三种模式,即货币薪酬、股权和在职消费激励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其次,文章还探讨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异质性影响。一方面,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高管薪酬激励显著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模式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还采用更换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指标的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依然稳健。高管自身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人能力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高管薪酬水平,而且还会影响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决策。文章以"2014年央企薪酬改革"这一政策事件为时间中点,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2014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的外生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对其研发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设计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并在对管理层的考核方案中适当引入非短期会计业绩指标来激发企业高管进行主动创新的积极性。二是通过"两权统一"、长期股权激励等方式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从而鼓励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是可适度提高在职消费激励手段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应用,并辅以审计监督控制从而避免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非国有金融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与非国有金融的发展现状表明非国有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促进储蓄和资本形成功能;合理配置风险、激发企业家才能的功能;促进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完善金融市场功能;弥补国有金融的体制缺陷、信息劣势和治理结构的缺憾,支持技术创新、完善企业组织创新机制等。现阶段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创新适应不同地区、产业、企业特点的金融组织金融产品,鼓励和支持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在内的非国有金融的发展。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R&D存量、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效率——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9-2007年高技术产业三位码行业面板数据,本文在测算各行业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所有制结构、市场势力及出口导向程度等因素对该行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R&D要素投入对该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具有基础性促进作用.外资产权比例上升有助于行业整体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但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甚至出现负向影响趋势,内外资企业R&D强度普遍差距较大是造成这种异质性溢出效应的本质原因.     

终极控制权性质、市场化程度与公司层级

市场失灵是"金字塔"式股权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场化程度尽管是影响"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因素,但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而是通过控制权性质对公司层级特征产生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金字塔"型股权控制结构的控制层级与市场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非国有上市公司"金字塔"式股权结构的控制层级与市场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对企业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度要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市场化程度与控制权性质是影响公司层级进而影响"金字塔"结构的重要因素。为此,建议政府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速市场化进程;完善信息披露,规范控股股东行为;控制权性质不同的企业行为特征与利益动机不同,应当强化分类监管,强化中小股东利益保护。     

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通过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以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且企业所处地域数字金融水平越高,其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控制水平的效果越显著,相应地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也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实质性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基于此,企业应努力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上市企业信息透明度的监管,政府需加强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以助推我国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关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几点战略性思考

囿于对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传统认定,酿成了资源配置陷阱、“所有制歧视”、阻碍制度创新、影响企业家队伍成长和中小企业战略主导地位的确立等等弊端。科学的国有“主导”战略重组应为:在(1)公共物品(基础设施)、(2)垄断行业(军工、专卖等)、(3)高科技产业、(4)竞争性领域四大类划分中,重点为退(4)进(3)。这样的资产重组与制度创新,对于科学认定“国有主导”的本质、正确设计国有经济进退思路、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破除“所有制歧视”等都是极为有利的。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政府激励企业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视角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机制检验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的参与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果强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智力支撑。     

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15年间深市A股公司年度数据为基础,采用有序逻辑回归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不同上市板块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将所有权性质、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讨论.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且该影响在各上市板块之间存在差异,影响最大的是中小板非国有企业,银根越紧缩,中小板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而主板、创业板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基本不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无论在货币宽松期亦或紧缩期,不同板块的所有权性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同,主板、中小板的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均显著低于同板块的国有企业,而创业板则不然;金融发展程度对不同板块、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在货币紧缩期,处于金融发展程度高区域的国有企业相较低区域的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而中小板、创业板公司不受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     

存款保险制度下国有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研究

存款保险制度不仅会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微观经济问题,而且会对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宏观经济问题产生影响。本文以家庭、企业和银行三大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四市场（存款市场、贷款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的理论均衡模型,分析了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国有银行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在存款保险制度框架下国有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性明显要低于非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将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预期目标实现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