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研究

在国家碳中和碳达峰战略目标下,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如何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探讨了现阶段绿色金融发展是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且该促进作用在股权类型上具有异质性。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各项研究假说仍然成立。研究建议,企业应积极完善自身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充分发挥区域绿色金融在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助力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对于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惩罚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约束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效应以及地区环境规制效应激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整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影响小于其对企业环境效益的正向激励,证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此外,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其对于国有企业及中小型企业激励作用较大,且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     

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响应生态保护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型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小型企业。     

绿色信贷政策干扰了市场定价吗？——来自中国钢铁企业的证据

为了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开展事前预防和前端治理很有必要。但是,绿色金融工具可能影响市场原有的竞争格局和定价,进而影响社会福利。为此,文章以钢铁行业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法(DID)集中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及定价机制,从而为政策非竞争中性干预市场价格的机制提供一个直接证据。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信贷政策加强了企业市场势力,该结论经过四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存在成本叠加效应和技术占优效应两大机制,成本叠加效应导致高成本企业更有动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因此企业可能通过涨价的方式将成本向下游转嫁;技术占优效应导致高技术企业更有能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融资约束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起调节作用,同时会加强成本叠加效应,削弱技术占优效应。政策效果在企业所有权属性和所在地区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提要]银行业竞争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资源,这是否会加深企业金融化程度？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业竞争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金融化,而对非国有企业金融化没有显著影响。使用同一省份企业所在地GDP最接近的三个地级市银行业竞争水平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导致银行业竞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之一。进一步发现,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数据,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更高的企业金融化水平.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恶化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金融化"的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也为厘清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内在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脱实向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基于2003—2019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显著抑制了央企的金融化程度,且收益上缴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低,特别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配置长期金融资产时.同时,当企业面临较严重的融资约束时,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利润上缴对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被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提升还能够有效缓解金融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引导企业资金由虚转实,预防金融风险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政府补贴、地方经济波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视角，以2008—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地方经济波动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金融化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参与程度，且相对于市场化高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在市场化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同时还发现，随着地方经济波动增加，地方政绩诉求实现难度加大，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被削弱，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低的地区企业中存在，在市场化高的地区企业中不存在。此外，文章基于工具变量法、聚类分析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检验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在拓展和丰富政府补贴和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的同时，不仅以政府补贴为载体成功地将政府主体纳入实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而且对当前政府出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企业"虚转实"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及后续政策建议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先期实施的部分已经度过了政策补助期,这也标志着退耕还林工程的成果巩固工作进入关键时期.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关系密切,为保证工程取得成效,有必要总结工程实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制定完善的工程后续政策.     

企业信用管理与融资困难的调查分析和政策建议——基于厦门市企业信用调查的思考

围绕着企业信用管理和融资难问题,以对企业信用状况的专项调查为切入点,寻找能客观反映厦门市企业信用状况、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把握企业的信用需求和发展趋势。调查设计从调查方法、被调查企业的规模、区域分布、行业分布和所有制性质方面考虑。根据调查数据,从厦门企业信用的总体概况、信用管理和融资难三方面进行分析。政策建议从企业内部的微观诚信机制建设和企业外部的宏观信用制度建设两个层面提出。     

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度评价——基于距离协调度模型

提高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强调的政策要求之一。采集2007年至2012年的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关数据对协调度进行评价,并将结果作对比分析。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初步判断贷款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数,在距离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整体协调度模型来评价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效应。结果表明信贷政策发展度与产业政策发展度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但两者之间的协调度未能维持在较高水平。     

政府参与下绿色信贷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基于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演化博弈

绿色金融以绿色信贷为核心,是我国推动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的约束激励,构建了一个“政府—银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以探究政府介入下绿色信贷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资源型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绿色信贷体系缺乏演化均衡策略,出现政府消极监管、银企合谋、企业“漂绿”等现象;政府补贴政策对银行绿色信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需慎重设定补贴系数以保持市场刺激并避免政府亏损;银行绿色信贷成本对其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商业银行仅在有利可图时积极参与绿色信贷;在银行业,扩大信贷规模带来的潜在风险较大,需要更多资源投入,因此银行不愿承受较大的借贷风险。基于此,文章建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明确政策、设立专项基金、建立评估体系、设置适当补贴系数、采用阶段性调整以及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推动形成绿色信贷体系。同时,银行可通过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和行业合作来降低绿色信贷的运营成本。     

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协调

产业政策是政府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着重有形的手的作用,它的实施可能会出现对竞争的限制甚至消除的情形;而竞争政策则是以确保无形的手的有效运作为直接目的,维护竞争的自由和公平,确保有效竞争的实现。如何有效地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相协调是我国目前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信用问题探讨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用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主要信用问题;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自身、信息不对称、外部环境等角度分析了这些信用问题的成因;最后,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信用问题,分别从立法、发展国内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完善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体制及中小企业自身等方面提出了改善中小企业信用状况的建议。     

论政府干预市场的两种武器——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矛盾组合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往往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运用“有形之手”干预市场的武器,但两者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由于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式的不同,两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通过考察各国经验和分析我国国情,认为我国应该坚持竞争政策优先,重视产业政策的原则,以产业政策为矛、竞争政策为盾,提高我国的竞争力。     

信用衍生品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信用衍生品在转移银行业信用风险的同时,又会通过各种途径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研究信用衍生品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信用担保行业发展现状、问题与改革建议

由于财政资金短缺、没有找到适合担保特点的运作机制等原因,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正式运行不久,以商业性担保为主担保体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融资担保公司就开始大量出现。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以商业性担保为主的担保公司的弊端日益暴露,不可持续性凸显。因此,要转变发展信用担保体系的思路;重构国家层面的信用担保框架,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信用担保机制;通过改革和创新促使现有商业性担保体系化解风险,来实现担保行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