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与证明

基于“认定标准”与“证明制度”这两个维度检视国内和域外诱惑侦查制度，可以发现中国存在制度规范缺失、司法操作不力和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以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严重失衡。反观诱惑侦查理论和实践较为发达的域外法，其认定标准由单一主观标准或客观标准向混合的双重标准或分离的双重标准发展，并形成各自独有的证明模式。结合中国司法制度和实践，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以期抑制非法诱惑侦查:第一，破除传统的二分法模式，重新设置诱惑侦查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第二，解决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之间的争议，确立主客观分离的双重审查标准；第三，量化分离式双重审查标准的认定要素，协调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第四，纠正异化的证明责任分配，明确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诱惑侦查规制路径研究——以我国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一款为研究基点

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一款是诱惑侦查措施的研究基点。为实现侦查机关可以合法高效地实施诱惑侦查措施,应在厘清诱惑侦查概念及其合法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诱惑侦查实施现状,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诱惑侦查规制路径:应当在部门法规中增加对诱惑侦查措施的规制细则;应当排除利用"警察圈套"收集的证据,形成对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行为的动态规制;应当不断规范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策略方法,增加实施过程的录音录像,形成对诱惑侦查过程的实时规制。     

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侦破犯罪、收集证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却面临着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两难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证明能力进行规制。通过对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采信规则的剖析,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获得证据的适法性要件进行考究,从而确立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采信的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因其在侦查犯罪方面的准确、高效和在人权方面的侵害性,一直备受争议.从我国法理层面来看,诱惑侦查是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关键是应当合理规制.     

论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

在毒品案件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已被大量使用,我国立法应有限度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加强对其规制,建立侦查机关内部监督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诱惑侦查主体、适用范围、侦查对象选定、特情的建立和选派、立案及诱惑行为强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     

诱惑侦查合法性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但在立法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及滥用。因此应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予以规制,承认其合法性,并从程序上予以严格的控制。     

对毒品案件中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之解析

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最常用而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在遏制、惩处毒品、走私等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对诱惑侦查仅进行了概括的授权.对于控制下交付,应当在适用主体、前提、目的以及审批方面进行规制；对于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判定标准,应坚持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的原则.     

诱惑侦查浅析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国外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在我国的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还是一个新的领域。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对于两者必须加以区分,特别是对实践中的诱惑侦查,更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上进行规制,以进一步规范我国侦查机关的执法行为。     

任意侦查语境解析

准确界定任意侦查的概念并分析其应然价值是任意侦查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任意侦查这一法律现象应首先从客体、主体与权利、义务三个角度对其进行概念化;非强制性、自愿同意、个人重要权益是任意侦查的基本构成要素;任意侦查所内在的哲学价值、诉讼价值、学理价值与实践价值是任意侦查研究的价值基础。     

哈奇森、休谟、边沁与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

休谟在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情感主义的道德观点:道德的基础在于"情感",而道德判定的标准在于行为和品格所引起的"愉悦性"和"效用性"。这一观点为后来以边沁为代表的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直接性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休谟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过渡意义。但不同于功利主义者在目的—效用意义上对"功利"概念的运用,休谟的"效用"概念仅限于手段意义。休谟促成了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但他并未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     

论美英刑法中的“entrapment”概念

通说认为,现代汉语中所称的“诱惑侦查”在美英刑法中称“entrapment”,美英法系国家对“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均持肯定态度,该手段现已成为其对付“无特定被害人刑事案件”的利器.但经深入考察发现,在美英刑法中,“entrapment”只不过是被告人的一种合法辩护理由,并没有被单独列为一种侦查手段,中国学者认为“entrapment”是一种包含合法侦查行为的侦查手段实质上是对该概念的误读,“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概念在美英刑法中其实并不存在.     

第三人侵权中经营者的注意义务探析

在侵权法中,违反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司法实践问题,它的确定和明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探寻在第三人侵犯消费者权利的情形下,经营者应承担的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由此说明以理性人标准为基础的注意义务的判断必须从个案出发,无法建立一个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建设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其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正义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平等、自由、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石与保障;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     

新刑诉法视野下贩卖毒品案件中的诱惑侦查

＂不得诱使他人犯罪＂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不得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作为诱惑侦查的对象;二是诱惑侦查的强度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即不能诱使没有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新刑诉法实施以后,贩卖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运用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侦查程序上,诱惑侦查缺乏有效的事前监督;在侦查对象上,诱惑侦查的对象具有任意性;在侦查强度上,不乏＂犯意引诱＂的情形。加强对诱惑侦查的监督、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和追责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在哲学基础、道德评价标准、人民利益原则、功利与正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前者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后者把动机与效果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效果是评判行为好坏的唯一根据;前者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后者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认为个人利益是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前者强调功利与正义的统一,功利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功利的保障,正义是终极目标,后者认为功利与正义截然对立,功利是终极目标,正义只是功利的副产品。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完善——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为视角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程序公正的体现,通过实证考察法律援助的实施状况,从立法方面提出了法律援助范围过窄、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援助阶段缺失以及实践中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不适当三个问题,继而研究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这三个问题上设立的国际标准,通过比较提出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改善的一些建议。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一种由侦查机关实施诱惑而诱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并将其抓获的侦查手段.如果对诱惑侦查不加以规制,往往会出现滥用诱惑侦查而侵犯公民权利或执法人员依仗国家权利参与犯罪等违法现象,影响刑事诉讼的合法公正.本文通过对我国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借鉴美国等一些运用诱惑侦查手段较早的国家关于诱惑侦查的法理和规定,提出了我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措施.     

论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

核威慑的正义防御原则对最大程度地限制核威慑这种“以恶制恶”的手段,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核威慑的自然属性是战争防御手段,它是正义防御原则规制的前提。核正义威慑论为正义防御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核威慑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保护普遍人权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关系,这需要对核威慑的权力与权利进行限制。核威慑的权力必须在权利的框架内运行。正义防御原则的约束性规范以核威慑行为为中心,可以分为权利正当性与行为正义性两个层面。自我防卫原则、紧急必要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关涉核威慑权利的正当性,区别对待原则与手段相称原则涉及核威慑行为的正义性。     

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