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建构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现实路径

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是一种与我国当代城市行政生态相适应的行政模式,它与传统的管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在行政理念、行政架构、行政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在对我国传统管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及其弊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它与我国当前城市行政生态不相适应的方面,进而提出了建构治理型城市政府行政模式的现实路径。     

行政立法后评估主体模式的探究

在行政立法后评估体系的构建中,评估主体模式作为评估体系的一个关键构成要素,决定了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客观性,能够真实地反映行政立法的效果。为了完善我国行政立法,有效推动我国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的发展,应当有步骤、分阶段建立起我国行政立法后评估的主体模式。     

试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构想——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例

民主政治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必须有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程序法。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我国尽管先后出台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但至今尚无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在构建法治政府的语境下,我国急需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宜采用权利保障模式和法典模式,应当确立公正、公开等基本原则,建立行政听证和行政责任保险两项基本制度。     

论影响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功能模式定位的因素

对于行政程序法典功能模式的种类划分,国内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功能模式的定位会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政建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市场经济建设与WTO规则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功能模式应定位于一种“协调模式”。     

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及我国的选择

目标模式是行政程序法立法实践中反映和涉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主要有公正模式和效率模式。目标模式对行政程序立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当取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目标模式。     

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现代行政规制改革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公众参与作为行政规制的重要制度,在行政规制的完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规制公众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益代表模式、合作治理模式和社会监督模式。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主要强调分散利益的具体保护和部分公众的正义救济,行政规制公众参与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强调行政规制主体与被规制主体的合作协商关系,行政规制公众参与社会监督模式主要强调社会公众对于行政规制机关的公民监督权利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     

给付行政程序立法模式评析

德国、日本的给付行政程序立法总体上都遵循给付行政程序与一般行政程序之间宏观分离、局部交叉、由特别法典或专门法规定给付行政程序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基于给付行政程序的特征,即"给付行政程序"不等于干预行政程序,也不等于给付的行政程序.统一程序法典应重点规制"给付行政行为程序".我国民生领域进行社会行政程序立法时适宜采用德国式立法模式.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根据制度经济学中的分析理论,剖析了我国地方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行政服务中心这一制度的变迁。阐述了行政服务中心对原有的行政审批制度的部分取代和所产生的绩效,指出了该种派生制度对于我国地方政府现行的行政审批是一种有效的改进和补充,预测了行政服务中心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改进现行行政服务中心的一些建议。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一直是行政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有人主张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还有人主张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强制模式即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完全交给司法机关来构建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笔者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应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研究——基于嘉兴的实践

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是当前地方政府基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实施行政审批市县一体的制度改革和实践。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以打造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以职能转变为中心,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制度化保障,通过全面下放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层级,最大限度地缩短审批链,建立扁平联动、协同监管、权责一致的市县两级一体化的新型审批制度,使审批效率得以提升,政务环境、投资环境得到改善与优化。与此同时,相关改革还面临着事权划分不到位、审批系统条块整合不够全面、下级部门承接能力不足、部分审批中介服务垄断市场等问题和挑战。因此,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要进一步继续深化和完善,需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夯实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完善审批链条以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做好审批对接工作以提升下级政府承接能力,同时应实现中介市场充分竞争并完善配套改革措施,推进一体化平台建设。     

行政复议是否应该走向司法化--有关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争论的文献综述

通过对以“行政复议司法化”为主题的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学者们围绕“行政复议是否进行司法化改革”展开激烈争论。支持司法化改革一方认为：传统非司法化行政复议存在问题，司法化改革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提出相应改革途径。反对司法化改革一方则推崇行政复议本身特征，指出司法化改革会产生相应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完善方法。另有一种中和的观点，提出“有限司法化”的概念，提倡用非激进的渐进方法对现有的行政复议进行改革与完善。     

信息机制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其中信息起到关键性作用。文章首先从控制论的观点出发,把行政管理体制分解为信息机制、决策机制和动力机制。然后,运用信息传输原理讨论信息机制的作用及其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接着,从行政管理职能的分解开始,根据职能对信息的相互依赖性提出行政管理结构的信息优化模型和方法。最后,讨论用电子政务来改善行政管理体制的信息机制问题,提出电子政务建设的思路和应用系统模型的构建方法。     

新时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题

从1982年开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进入新时期,应当继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管理绩效,重视理论研究和指导作用。     

行政组织边界理论基础上的我国农业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理论模型研究

农业行政执法正逐步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业行政职能 ,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是我国农业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产生的新生事物 ,在实践中受到各方利益群体的质疑。本文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边界和行政组织边界的双重边界重构为理论基础 ,研究归纳出我国农业行政执法的三种理论模型 ,并阐述了模型形成的依据和模型的替代顺序 ,认为综合执法是我国现阶段提高农业行政执法效率切实可行的选择 ,从长远来看也可能是一种过渡形式。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论我国行政组织结构的优化

优化行政组织结构对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及促进行政组织法的完善等具有重要意义。优化行政组织结构,应当从行政组织的三维结构入手,以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和精简、统一、效能为判定标准,扩大横向管理幅度,缩小省级行政区划;减少行政层级,推行省直管县;合理调整机构设置,控制行政组织规模;避免部门林立,实行大部制;防止大部专权,按照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分原则设置行政机构;打破职责同构,整合条块管理以建立伙伴关系。这些改革措施需要协同配套、同步推进并有相应的法制保障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邓小平行政效率思想述论

本文概括出邓小平同志行政效率思想的三个鲜明特点 ,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提高行政效率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以及邓小平同志的行政效率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指导意义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

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直接的控制权、指挥权。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情况错综复杂。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目的就是规范行政行为,优化行政效率,提高公务员队伍的行政伦理意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行政管理活动逐渐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及其对大部制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以巴黎公社的改革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廉价政府的思想,主要包括建设精干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节约型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思想。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要以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为指导,以精干、高效为原则,以提高服务水平为宗旨,以降低行政成本为目标,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以法律制度建设为保障,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