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次盗窃的重新探讨

“多次盗窃”中的“次”不仅包括未被发现的盗窃行为,还应包括两年之内曾经被认定或处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一次盗窃行为;“多次盗窃”不应作为非数额型盗窃罪罪状,否则会与刑法谦抑性精神冲突;并可能违反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同时与《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罪名其他新构成要件相比较,明显不均衡。“多次盗窃”中的盗窃数额的计算方式应为累计计算,标准应为盗窃罪一般情形“数额较大”的百分之五十,行为人在两年内因盗窃被公安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盗窃的,不受上述盗窃数额标准的限制。     

盗窃罪新解

《刑法修正案(八)》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考量,降低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等归为盗窃罪,扩张了盗窃罪的犯罪圈。随着盗窃罪的修改,相关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为此,需要对盗窃罪进行重新解读。     

单位盗窃罪的立法构想

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但是我国刑法对盗窃犯罪规定较为简单,尤其对单位盗窃未做立法规定,应增设单位盗窃罪,相应的有关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也应做以补充和完善。     

关于“公然窃取”行为之认定

盗窃罪与抢夺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甚为熟悉的犯罪,表面看来,两罪似乎泾渭分明,不可混淆,但“公然窃取”行为作为盗窃罪与抢夺罪中间地带的出现,致使两罪的区分不甚清晰。关于盗窃罪,我国传统刑法在理论上主张秘密窃取说,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借鉴德日刑法理论,提出了平和窃取说,两种观点争论不休,导致此类行为难以定性。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研究,从解读“公然窃取”行为方式入手,厘清“公然窃取”行为中下抢夺与盗窃之界限。     

《关于禁毒的决定》中有关新罪名争论的辨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禁毒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立法上对刑法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为我们同毒品犯罪活动作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自《决定》颁布实施以来,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并运用某些新罪名,看法不一,分歧颇大,本文仅就有关争论,提出拙见,以供商榷。一罪名,是犯罪的名称,是某种犯罪行为最本质特征的简明概括。正确认定《决定》中的新罪名,关系到案件定性是否准确、量刑是否     

论《刑法修正案(三)》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完善及其罪名确定

《刑法修正案 (三 )》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 ,修改、增加了一些犯罪罪名。这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行为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修改、新增犯罪的罪名如何表述 ,尽管有司法解释 ,但是仍然值得研究、探讨。     

修订后的盗窃罪客观方面解析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一些条文做出了修改，在盗窃罪上，将扒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具体规范到了条文之中，文章针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具体阐述了对于词义的理解和在实践中的适用，以期有助于对盗窃罪客观方面的理解。     

盗窃、贬损骨灰入罪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盗窃、贬损骨灰行为呈现多发趋势。对逝者身后利益进行保护，符合世界多数国家的做法。鉴于其他部门法保护的乏力，有必要动用刑法对盗窃、贬损骨灰行为进行惩处。为严厉打击和有效遏制盗窃和贬损骨灰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将盗窃、侮辱、故意毁坏骨灰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对犯罪主体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后果。这符合我国现实需要和法律公平原则，具备刑法正当性基础。从盗窃、贬损骨灰行为入罪的原因、对现有刑法罪名的影响、罪状的认定等方面展开论述，盗窃、贬损骨灰入罪要服务于刑法的目的，实现刑法保障人权与处罚犯罪的统一，以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的实行行为研究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要准确定罪，亟需考究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理论中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型。实行行为的实质与构成特征以及实行着手与终了是判断具体事实是否符合犯罪行为模型的重要标准。“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貌似复杂，实则简单：其“盗”“骗”手段交织这种特殊的事实仅符合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的行为模型，即其仅具有盗窃或者诈骗一个实行行为，所以，该类案件只能认定为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     

盗窃罪新增行为方式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的行为方式的增设凸显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强化对法益的保护方面具有鲜明的功利性色彩,同时,也是刑法理性逐渐趋向边缘化的结果。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对三种新增行为方式作出准确解读。对于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应根据此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作出相应的阐释;而对于扒窃行为则可以从地点特征和对象特征两个方面加以限制。就犯罪形态而言,盗窃罪依然是结果犯,既要准确解读,也应清醒地看到立法修改中所存在的问题,如罪刑设置均衡性缺损、罪状设置规范性不足以及刑事处罚边界的模糊。     

论罪名的拟制

罪名是刑法中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所规定的犯罪的名称。罪名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结构,具有独立性和凝固性,“××罪”是表述罪名的主要形式。拟制罪名,必须遵循理据性原则、法学理念更新原则、单义性明晰性原则和简洁原则。我国《刑法》在拟制罪名方面存在不足之处是:有些罪名字数较多,可识别性程度不够,概括性不强。     

《北京公约》新增犯罪行为所涉罪名探析

面对国际航空运输面临的新风险与新威胁的变化，《北京公约》对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及其机场议定书规定的航空犯罪行为类别进行了系统更新。为了推进《北京公约》在中国获批后与国内立法的有效衔接，有必要对新增犯罪行为所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进行探讨。对此，就国际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衔接中存在的方式、适用理论和差异性等问题，以及《北京公约》对新型犯罪行为、威胁行为、参与犯罪的规范等进行分析。同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探讨每类行为可能涉及的罪名以及罪名认定的要点、难点。     

试论洗钱犯罪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犯罪发展的态势,增设了许多新的罪名。本文对洗钱罪这一新罪名作了初步探讨。介绍了洗钱活动的由来、国际上有关洗钱犯罪的立法状况及我国有关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详细阐述了洗钱罪的四个构成要件,着重谈了关于洗钱罪的犯罪对象问题、洗钱罪与其他罪名的区别及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问题,分析了洗钱罪与窝赃罪、非法将外汇存放境外、转移境外罪的区别,并对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计算机犯罪刑法罪名论

新刑法颁布以来,计算机犯罪刑法罪名备受人们关注,也存有不少争议.计算机犯罪不但是一种新型的犯罪现象,而且可以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计算机犯罪相关刑法罪名.我国新刑法仅为计算机犯罪设定了两个罪名,这与当前计算机犯罪形势相比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为此,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刑法新规制研究

《刑法修正案(六)》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进行了修改,使本罪的罪名由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改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犯罪形态由目的犯(结果犯)转为行为犯,修改和完善了相对委托和洗售行为的罪状表述,提高了法定最高刑,扩展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研究刑法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新规制,对于正确适用刑法具有重要意义。     

入世将日臻完善我国商标犯罪的刑事立法

我国现行商标犯罪立法的特点与不足对於商标犯罪，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第127条就规定有假冒商标罪。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特别是我国分别於1985年和1989年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议》之後，国际、国内的新情况都需要对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刑事法律作出调整，以便适应国际、国内情况发展的需要。为此，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於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对1979年刑法作了重要补充和修改。1997年…     

关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定性——兼论武装盗窃罪的设立

正确认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性质较为重要 ,国外刑法对之有明确的规定。设立“武装盗窃罪”有利于中国刑法制度的完善     

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犯罪的性质

我国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增加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一节,明确将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可以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并不影响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犯罪仍然属于公司犯罪,也即属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行贿犯罪的刑法完善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行贿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与之协调并趋于完善，但也要充分考虑国内立法现实和国情。笔者不主张完全按照《公约》的规定设置新的罪名，而是首先要在我国刑法中现有的行贿罪名范围内进行构成要件及法定刑的补充和修改，以达到求同存异的效果。在此观念基础上，笔者建议将我国刑法中行贿犯罪的主观方面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通过不正当程序获取利益”；在客观方面补充行贿方式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扩大贿赂范围为“不正当好处”、正确评价数额的作用；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制定专门的《预防腐败法》，构建行贿犯罪预防的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