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我论文章尊五四”——舒芜的精神回归之路

舒芜的“回归五四”之路既是独特的个案,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道路的缩影。新时期以来,舒芜通过鲁迅研究,重提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和个性解放的特殊价值;通过周作人研究,强调知识分子的自主精神;通过反思文革,掂出知识分子的奴性与异化问题等等,每一波反思都紧扣五四所未完成的启蒙主题。“舒芜的觉醒”不仅是他个人的觉醒,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体觉醒;舒芜的曲折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涅粲之路,它充分昭示了：五四所开辟的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启蒙传统的巨大感召力。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

论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梁景时１民国成立后，知识界继承清末“家庭革命”的思想，继续主张改革传统的家族制度。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在怀疑和否定传统文学、文字、艺术、思想、伦理、国民性格、社会习俗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又开始对中国传统家...     

走出知识分子的神话——40年代与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考察

“文人无行”是一个持续古今的文学主题,到了20世纪则愈加明显。审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几乎少有正面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而大多是不光彩的形象,是被讽刺、被挖苦、被调侃的对象。考察这些知识分子形象,40年代和90年代是两个重要的时段,具有对应性的特征。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明显的“错位”,与作家自我形象也显出了极大的反差,个中原因,值得探寻。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摹本寓言——鲁迅小说身体的现代性体验与主奴共同体建构

从晚清到五四,“国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体改革运动中关注的焦点,国民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召唤”出来,以改造社会大众长期以来禁锢在传统君主世界的封闭思想。鲁迅往往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对国民身体进行理性思考,展示“铁屋子”里的国民身体图景,通过人各有己的己立立人以及人种退化的身体变调,把孤独与寂寞、虚无与荒诞、生存与死亡、绝望与反抗等生命存在样态作为小说题材,有意识地探求本真生命与自由人性,由此推及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折射出五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时面临的巨大矛盾和困惑。     

“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更新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开始有了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在这一学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方法论的变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20世纪初年朴学与西学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到“五四”文学革命中考据学和进化论相结合的新方法成为主流，再到“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中的分析主义的初步成功，这一切都说明，方法本身似乎是研究的途径和工具，但是它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同的思想理论和认识哲学。所以，对”五四”前后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考察，既是我们认识“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对于促进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回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历的每一场改革或革命，几乎都可以看见知识分子的足迹，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更是占有主导地位。毛泽东评述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①本文拟就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确定．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作一初步探讨。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变动时期。知识分子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是清末废科举、…     

试论《呐喊》《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五四”时期鲁迅把最深沉的爱献给了农民。而愈到后来，知识分子的命运愈引起鲁迅的关切，《呐喊》《彷徨》中，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艺象的小说几乎占了五分之三。鲁迅从时代宏阔的高度上俯视“五四”知识分子的种种人生和多样心态，并塑造了一个基本排列有序的艺术形象的系列。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九种形态。（一）最先觉醒的叛逆者、莫新者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长明灯》中的“疯子”。“狂人”和”“疯子”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性格符号，是鲁迅运用双层建构的特殊艺术方式塑造的具有“双象性”特点的艺术形象。…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形象抒写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在思想先驱与革命战士的角色选择上,他们大多将角色定位在“人的解放”与“文的解放”上,试图走出一条经由“立人”而“立国”的道路,“自觉”与“浪漫”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角色的两大基本特征,对应于此,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也经历一个由高亢到苦闷到孤独的阵痛过程。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发现——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

一、知识分子的定位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觉醒者,对人民大众起着启蒙的作用。因此,在文学艺术作品里常常以正面人物形象出现。1939年,毛泽东同志也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①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反右派”时,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文革”时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更成为“臭老九”。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被扭曲了的,这与实际生活一样,都只是揭露批判的对象。建国以来,当然也有些作品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那就是五十年代出现的《青…     

近代化视野下传统妇女文学的衰退

文化环境的变迁,使得传统妇女文学发展到晚清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局面.明清女诗人是在儒家文化体系内进行闺阁诗人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的,近代女诗人却失去了这种文化土壤.鸦片战争之后,在亡国灭种危机的笼罩下,近代女诗人不断地受到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五四”之后,在新旧两大阵营的对峙中,近代女性诗词更是受到激烈反传统的“五四”学人的猛烈批判.从文学传播的视野来看,“五四”之后旧体诗词阵营不断萎缩,白话文学迅速获得主流话语权,因此,近代女性诗词遂在旧体诗词的退潮之中日益沉寂,直至湮没无闻,有其历史必然性.     

“民族形式”的实践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前后,左翼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论争,核心是如何认识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问题。这场论争首先在重庆的知识分子中进行,随后延安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其中,他们以《中国文化》杂志为阵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展开了对于传统旧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重新认识,明确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延安的知识分子转向了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发掘,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抗战文学语境中的战国策派文论

“民族意识”和“悲剧精神”是战国策派文论的核心概念。前者是对战时国家权威话语的顺应,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所致的现实关怀;后者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所致的终极思考。既顺应又超越时代主潮,正是战国策派文论在抗战文学语境中的独特意义所在。     

试论周作人的新诗创作理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这场文学运动由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统一战线,对封建文学展开激烈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周作人就是这个统一战线之中一员。在“五四”时期,他与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一道,站在反封建的前列,高举起“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向着封建文化营垒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对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新诗的创作和理论研究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成为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爱国统一战线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经过革命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逐步传播到中国,推动了三部分知识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准备,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自觉斗争的新时期。本文着即论述“五四”时期中国的三部分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情形。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