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全面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大文化”概念便于揭示社会生产力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社会的协调发展,达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和操作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把握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问题。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关于“小资”和“愤青”的讨论

“小资”和“愤青”已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时尚,因而日渐为学界所注目,成为公共论域的“关键词”。由此人们可捕捉和解读当下中国现代嬗变过程中的某些颇具特色颇有意趣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现象。本刊编发一组关于“小资”与“愤青”的讨论文章,并非“好事者”,惟愿拓展进一步讨论的平台。     

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

今天的文化有没有“自主性”呢？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所要的“文化”？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一种形态的文化呢？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困惑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文化是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决定的，是缺乏“自主性”的。换一个说法，就是自从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相对一百多年以来，历史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从自身发展成为近代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古代的历史。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在中国和西方相接触的时候，中国文明或文化代表的…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从"双重超越"到 "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

既超越自身社会发展的传统水平 ,又要超越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既达水平 ,以在更理想的水平上重建现代性中国 ,这是后发外源性事实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共同规定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由于严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叠加影响 ,中国文化现代化始终处于一种“双重超越”性的焦虑之中 ,最终导致了由“双重超越”到“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     

家族式民营经济与家长式管理模式——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受我国传统文化 (人文文化、经济文化、历史环境文化 )的影响 ,一些民营企业的承包者或领导人固执的思想和近于死板的思维以及他们对事业的过分怜惜 ,往往让他们在理性面前选择了感性 ,从而走了极端 ,竭力想把企业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或家族成员手中的思想 ,也就成为他们内心一种极度排外思想诞生的催化剂。最终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和侵蚀下逐步将一个活生生的企业演化成为一个规则服从于血缘、亲情大于制度的“家族式”团体 ,从而将企业引向一条没有未来的死胡同。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需家仕隐观及其在中国隐士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十分发达,多被归于道家文化的影响,笔者认为,古代社会知识阶层的隐更多是仕途无奈后的选择,而非自觉的道家“无为”,儒家仕隐观才是中国隐士文化的核心。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论的思考

随着“国学热”的逐渐升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视界融合”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相结合,而是一个不断的生成过程。我们应当立足于现实生活,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诠释、革新传统文化,通过逐渐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寻求新的契合点,使二者达到一种更高的普遍性。     

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和”文化,其核心思想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和“人际和谐”两方面。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宝贵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大树飘零，当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在经历了２０世纪的漫长消磨之后，恐怕也很难再有谁会做“扶大厦于将倾”的英雄计。但在“树倒猢狲散”的历史境遇中，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只剩下了“墙倒众人推”这惟一的“进步”选择，这个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愿意追求这种“现代性”，那么，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是不是还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哪怕相对狭小的空间，让他们可以保有自己的生活和语言，并通过他们不同于主流世界的书写和呼吸，使那些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辉煌传统得以在灯…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4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把握当代中国青年主流文化的内涵

长期以来 ,中外专家学者们 ,在讨论青年文化的多种论著中都比较一致认为 ,青年群体只有亚文化、反文化 ,没有提到主流文化。我们认为 ,在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中有其主流文化的一面。这就是 :他们乐于接受先进的思想观念 ;他们追求自身的现代化 ;他们爱国、爱社会主义、爱自己的民族文化 ;他们自主学习和努力创新 ,追求“四有”和社会的终极价值 ;他们与时俱进契合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等道德品质。因此 ,我们党应重视对中国青年文化建设的领导 ,才能真正代表当代中国青年主流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文化的自觉与科技的腾飞

在战胜形而上学之后,驱逐神话的现代西方科学本身成了神话。无论是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道家文化,能以其特有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成果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型塑科学应有的气质。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对于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程度。实现中华科技腾飞的文化着手点在于：求真、创新、质疑等科学精神的融合。     

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空背景及形态分析

自晚清以来,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和交流都使得中国文化发展处于一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时间场与本土化和全球化共筑的空间场中。在这一文化生态背景下,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割为“前80年”与“后20年”两个时段来进行描述。在“前80年”,革命话语充斥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主流意识形态完成了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改造,三者形成了一个“文化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革命”背景下的主流文化,两底端分别是被主流文化改造过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后20年”,经济建设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文化格局也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建设”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两底端则分别是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个要素的分化组合几乎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史。     

中国古代的文化选择与儒学的文化示范

儒家学说在自汉至清两千余年的文化发展中之能一直稳居文化结构的统治地位,是由一些极为复杂的原因决定的,但若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与社会统治集团进行的文化选择、实行的文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运用“文化选择”与“文化示范”两个概念,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所进行的以“国家面目”出现的两次重大的文化选择过程,及其对儒学的文化示范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与中国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不唯指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统一的地理中国,而且指一个重诗书礼乐、重人文教化的文化中国。以上两方面内涵的结合,构成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观念。赖有这种大一统“文化中国”观念,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既能吐纳诗文英华又足以护持大一统中国之运命的士人群体。对比中国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敬重与认同。因此,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不能够只是为学生增加一些校园文化生活而已,必须以着重培养中华民族气骨与中国文化情怀为核心内容。     

毛泽东、周扬、成仿吾文论的湖湘文化品格

毛泽东、周扬、成仿吾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湖南籍文学理论批评家,他们文论所体现的注重社会政治功利的价值取向和权力话语方式等特点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统、湖南人“霸蛮”的文化性格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湖湘文化造就了他们文论的基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