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骃四考

崔骃生平与作品作年至少还存在四方面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考订清楚：其一,崔骃在太学时期与班固有同学之谊的可能不大,傅毅与班固非同学之谊而是师生之谊;其二,崔骃在太学时期所作《明帝颂》、《冬至袜铭》、《缝铭》、《樽铭》、《达旨》等作品的作年大致可以确定;其三,崔骃《北征颂》存在别称的可能,或为《武都赋》,或为《武赋》;其四,崔骃《四巡颂》具有弥补《后汉书》相关记载不完备的史料价值,尤其是《西巡颂》详细描述了汉章帝西巡的过程,可补史阙,《东巡颂》对于祭祀屈原的记载也丰富了汉代楚辞学史的内容。     

幕府类型、文学语境与东汉幕府文学题材的嬗变

东汉幕府文学是汉代文学色彩鲜明的分支,也是东汉文学有别于西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按照幕府府主的身份、职责以及幕府外部环境的差异,东汉幕府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征戍幕府、辅政幕府、割据幕府。这三种类型的幕府为入幕文人提供的文学语境有所不同,由此带来了文学创作题材的鲜明变化。作为一种和政治联姻的文学现象,东汉幕府文学在题材、体裁、艺术方法以及创作风格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精神风貌,这一问题的厘清对于东汉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东汉外戚幕府文学的兴起与繁荣

外戚幕府文学的兴盛以外戚的强盛为依托,以文士与外戚的和洽为基础。功勋大,受亲宠,文化素养高,这是东汉外戚发达之本,也是文士认同外戚的关键。光武帝和汉明帝抑制外戚,章帝尊宠外戚,文士和外戚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到亲附的转变。东汉章、和之世,尚文之风遍及朝野,掌权外戚礼遇文士,文士纷纷入幕,外戚幕府由此成为文士胜场。在幕主马防、窦宪器重之下,文士的建功热情和创作活力全面激活,一大批反映兵武征旅、颂扬大汉威德的作品应时而生,以其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和豪迈俊朗的风格独树一帜。     

毕沅幕府与乾隆后期诗坛

毕沅幕府是清代中期影响最大的诗人幕府,乾隆后期重要的诗人、学者几乎都入其幕府或与其有交游。在其幕府的雅集活动中,毕沅以官方指导者的身份影响着文坛风气,他一方面努力维护诗坛的"雅正",另一方面他又和幕宾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情感认同。毕沅幕府沟通了"朝""野"势力,体现了乾隆后期诗坛宗唐、宗宋诗风的融合,并以幕府中"为东坡寿"这一活动,促进了诗坛对宋诗的再认识,是乾隆后期诗坛复杂文学生态的缩影。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     

东汉时期燕赵文人的思想文化特征

东汉时期以文仕儒生为代表的思想家当中,涿郡安平崔氏一门,出现了一批具有很深文学造诣的名士.在他们的文学作品和为官之道中,体现了当时燕赵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文化特征,特别是崔骃、崔琦等人的"士节"思想、崔寔的爱民忧国意识等,彰显了燕赵文人在封建政治背景下,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反思与发展以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崔骃《四巡颂》与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

东汉崔骃《四巡颂》是对汉章帝元和年间四次巡狩的颂美。《四巡颂》的文本序列和出巡时间,反映了章帝顺时出巡对阴阳中和之气的尊奉;对章帝巡狩时敬天保民的书写,构建了天人和合的宇宙秩序,体现了东汉对“中和”的神圣王权空间的建构;巡历之地的历史感怀,始终贯穿着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文化的审视视角。崔骃《四巡颂》以上三个方面的书写,反映了东汉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的深刻影响。     

崔氏赋中的言志赋

史赞“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东汉安平崔氏的言志之赋可谓不枉此称。崔篆的《慰志赋》首次以“志”名篇，辞简情深，类似自传。他的“尚真”观念在崔骃、崔寔那里得到继承，发展为《达旨》《答讥》中典雅平和的文章风貌，而这又与其家族的儒学修养密切相关。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崔氏的言志赋难免有蹈袭模拟之弊，但其将个人情绪与政治表达相结合的行文方式，对蔡邕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从刘禹锡早期的社会角色看其文学活动

古代政治家文人的职事活动是其社会角色的集中体现。一直以来,学界对刘禹锡贬谪之后的职事活动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较多,而疏于探究其早期职事活动与文学的关系。从思想的延续性而言,刘禹锡思想性格的形成,与其早期任职太子校书、幕府掌书记等职事活动有很大关系,并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发生较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分析刘禹锡永贞革新以前的职事活动与文学的关系。     

司马迁、班固史学观的对比论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史记》和《汉书》的同志,一定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就其司马迁和班固本人而论:均是名噪千古的杰出史学家.在史学界一向并称为“班马”,在史学史上、文学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就其《史记》和《汉书》两书而论:这两部均是光照千古的历史巨著,被史学界誉为《史汉》双壁.是《二十四史》中极重要的史书之一.就其两位史学家的家世而论: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班固亦生于史学世家,父亲班彪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就其两位史学家的自身遭遇而论: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后受到极残酷的“腐刑”,饮恨终生.班固因窦宪谋反事件受牵连下狱,在狱中自愤而死.     

试论汉人的文学分类观

文章对扬雄、班固等人的文学分类观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共同的特点是依据作品所含政教意义的大小、多少或有无分类,而不是像后世人和现代人一样根据作品的题材、形式、风格等其他标准分类,这表现出儒家诗学对汉代文学分类观念的巨大影响。     

李斯《上书秦始皇》的李善注和司马贞索隐的问题

李斯《上书秦始皇》,又题《谏逐客书》,载在《史记·李斯列传》、《昭明文选》卷第三十九.注释则有《史记》的崔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和《昭明文选》的李善注.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洛阳在东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在东汉文学地理空间由西向东转移的过程中,洛阳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这种转移在兖、豫、青、徐等地的文化发展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地方文化中心的繁荣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京城洛阳的文学繁荣。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士人,在洛阳的文学活动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凸显了洛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代士人游幕的文学意义 ——以乾嘉时期士人的游幕为考察对象

清代幕府制度采用的是延聘制,与此前幕府采用的辟署制、命官制大为不同,这使担任幕僚成为有清一代士人的职业选择.幕游不仅使清代士人开阔了视野,产生了新的情感体验,而且幕游士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幕主之间等,可以交流文学经验.因此,游幕促成了他们文学风格的转变、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学作品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幕游使士人对社会现实有极为...     

文学思想和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评张兵等著《文化视域中的清代文学研究》

张兵等著《文化视域中的清代文学研究》体现了文学思想和实证研究的密切结合.该著以文化视角对清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突出文学现象如群体性、地域性、文字案狱与文学、艺文幕府与文学等加以统摄,进行了系统的开掘和研究,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清代文学尤其是清代诗歌研究的力作.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汉代答难体赋作中“战国情结”的内涵及变化——兼谈汉代答难体赋的意义

由东方朔《答客难》开创的汉代答难体赋,历经扬雄《解嘲》和《解难》、班固《答宾戏》、崔《达旨》、张衡《应间》、崔《答讥》、蔡邕《释诲》等人的创作,在汉代抒情言志赋中自成一体,而"战国情结"则是其中贯穿始终的结构和内容主线。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和赋家个人际遇的沉浮,赋作中对战国时代的观照方式与价值评价也渐趋不同,这正反映出有汉400年间士人体认现实之方式、个人理想之追求等多方面的变化轨迹。因此,答难体赋也以其独特的风貌成为抒写"士不遇"主题之汉代抒情言志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

乾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士子队伍膨大,有限的乡试、会试名额将绝大多数士子游离于官场之外,士子游幕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幕主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无形中对幕客产生了影响,规训了乾嘉文学的发展方向,消磨了文学的独立批判精神。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     

乾嘉学术幕府中的文人宴集现象

乾嘉时期出现了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曾燠、阮元为代表的六大学术幕府,在组织学术活动的同时,经常组织文人宴集活动。根据发起原因不同,这些文人宴集主要可归结为七个类别。文人宴集的盛行与乾隆盛世、人文环境与社会风气、幕府人员主观条件三方面因素有直接关系。它对推动幕府学术交流、化解幕府人员矛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乾嘉学术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