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拥村(dkyil-g·yang)藏族农民家庭调查(下)

本文对军拥村藏族农民的婚姻家庭进行了深入调查,当地存在较严格的在村庄内一代人只能建立一个正式婚姻的原则.这一原则,民主改革前主要见于差巴家庭,民主改革后随着差巴与嘎咱等级的打破,现在实际生活中已不存在等级差别,因此,村庄内一代人只能建立一个家庭的原则现在成了普遍的原则,不限于什么等级.除较为封闭地理环境外,仅从经济原因看,这种单一婚姻家庭原则在军拥村与土地制度、差税(税收)制度关系不大,但与住房习俗、劳动力状况和土地资源的紧缺有关.     

“我生活在香巴拉”——克松村一位农民眼中的西藏民主改革60年

文章基于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村的田野调查,以索朗顿珠这位年近八旬的农民的一生为主线,采用以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书写方式,通过比较民主改革前后的西藏社会,重点考察了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变迁,以及日常生活的变化。基于这一分析,作者认为,民主改革运动在建立一个倡导平等、自由、科学的现代社会和开放、多元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子女篇)——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子女:一群特殊的孩子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隘江村是一个边境行政村,与越南的高平省下琅县里国社板当屯、明龙社六幸屯隔归春河(水面宽约10米)相望,与越南的重庆县潭水社板约村、板逐屯也相隔不远.隘江村共有5个自然屯、9个村民小组、277户家庭,共1173人.[1]从1989年至2005年的17年间,隘江村产生了和越南妇女结婚的跨国婚姻28户,占该村227户家庭的12.3%.在这28户跨国婚姻家庭里,有1户没有子女,有1户没有婚生子女,有3户刚结婚还没有生育子女;在23户有婚生子女的跨国婚姻家庭中,共有37名子女.[2]     

1955～1960年四川康区民主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

四川康区社会在民主改革前虽已初步实现社会转型,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农奴制度仍然存在,在社会制度变革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康区经历了长达5年的民主改革,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迁,从此康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叶木里藏区社会演变及民主改革研究

木里藏区的社会演变及民主改革是20世纪中叶川滇藏区民主改革的典型事例。旧木里社会虽系政教合一,但政主教从,土司掌握大权,八尔家居于特殊地位。解放后,木里地区废除了33种负担,调整了债务,耕地实行谁种谁收谁负担,变相实行农民所有权。木里社会之所以能有这些变革,除社会制度改变外,关键在于人民政府实行＂赎买＂政策,安置中上层人士,给予薪金或粮食补助;＂包＂了众喇嘛的生活费用,资助寺庙的活动费用,为尔后开展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木里开展的民主改革只是事实上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解决寺庙及喇嘛的土地及枪支问题,调剂富农出租的土地,解放奴隶等。但是即使具备实行＂温和＂改革的社会条件,改革仍遭致个别中下层人士的反对,出现叛乱。这说明藏区改革是彻底改变旧制度的行动,局部的反对难以避免,要坚持及维护改革,只能平息叛乱。     

海东汉族几例特殊亲属称谓制度探微

每一种亲属称谓制度都是建立在与其对应的某一婚姻家庭制度之上的。由于亲属称谓制度的变化要比婚姻家庭制度的更替缓慢的缘故,因而通过现行的大众化的亲属称谓制度就已很难恢复出人类历史上曾流行过的一些婚姻家庭制度。但是局部地域的“与众不同”的亲属称谓制度却能反照昔日存在过的某些婚制,青海海东地区汉族的父辈男性序称法等几例特殊的亲属称谓制度就能折射出不少现已不大采行或完全绝迹的婚姻家庭制度。     

“孤岛”十六年(五)

“人背人”的路朋友,当你看到这个题目时,你可能以为笔者在说天方夜谭吧?不!这不是臆造出来的故事,而是西藏民主改革前封建农奴制的一个缩影。“人背人”这张照片至今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西藏革命展览馆展出。它留下了西藏过去社会历史难忘的一页,让人们永记。作为18军的一名老战士,在西藏民主改革以前,我和其他同志们一样,面对农奴制度下奴隶惨遭压迫的情景,心情十分沉重。1952年8月,我亲眼目睹了一名逃跑的奴隶被抓回,遭农奴主毒打的场面。这位善良而有勇气的反抗者,被倾多宗本(旧时称谓,意即“县长”)鞭打后割断双脚的脚筋,造成终身残废,匍匐乞     

毛泽东治藏思想理论研究——从民族与宗教视角分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藏实际相结合,紧紧抓住民族和宗教两件大事,坚持"慎重稳进"方针推进民主改革,历史性废除西藏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摧毁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统治的经济基础;废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把宗教教权与世俗政权分开,实现政教分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西藏人民民主政权,开创西藏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西藏农区基本医疗保障与医疗服务水平现状研究——以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艾玛乡为例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在广大农区实行免费医疗制度.1997年西藏开始在农区开展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提出了在免费医疗框架下建立合作医疗制度的设想.1998年,提出在全区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实施办法.此后,西藏开始实施以农村合作医疗为模式的公共医疗服务.本文以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南木林县艾玛乡为田野调查点,通过调查,详细了解目前西藏农牧民所享有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农牧民的满意度和有关农村合作医疗在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     

民间信仰的情感维度与村落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桂北村落以"天地国亲师"为崇拜对象的传统民间信仰把集体仪式嵌入到村庄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人们在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基础,祖先与子嗣在阴阳两界之间互相支持,而兄弟与村友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这种信仰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巴哈里与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度新探

本文比较了印度巴哈里和西藏一妻多夫制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勾画了土地与自然条件、主干家庭的功能、人们获取与保持地位的一般途径、个人的选择自由与服从命运等因素同一妻多夫制 (还有“多夫多妻制”)之间的关系轮廓 ;揭示了巴哈里和西藏两种社会中决定婚姻形态与家庭形态的基本原则 ;展示了一妻多夫制的好处、弊端和实行条件 ;提出了西藏的一妻多夫制本质上不是对自然生存条件的适应 ,而是对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导致的社会结果的适应 ;最后得出西藏和巴哈里的案例的方法论意义。作者还引用了欧洲、日本和尼泊尔的有关事例 ,使论述更加有力。     

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化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必须合理地确定城镇化的发展规模.大量农用地在城市化过程中被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农民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存基础.现行的征地制度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必须依法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实施管理,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制度,完善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运用物权法来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     

东干人(中亚回族):历史—民族学概述

第三章 东干物质文化之一——住宅 迁徙而来的东干人带来的独特文化,显然不同于中亚各民族的文化。 特别是和中亚各民族相比较,在东干人中,有自己迥然不同的特征,表现在经济、日常生活方式、家庭—婚姻关系上。东干人迁徙到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的初期,住的好像是一家家独居的住宅,这与别的民族不同。后来,尤其是经济频繁活动时期,东干人开始同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相互往来,从而吸收了他们当中感受最优秀的东西。 东干人的村庄无论在设计方面,或结构方面,都不同于吉尔吉斯的“阿依尔”、哈萨克的“阿乌尔”、乌兹别克的“基什拉克”及俄罗斯的住房、简易建筑物与住宅旁的田地。如,在亚里山德罗夫斯克、卡拉库努孜、伊尔迪克、舍尔丘博、扎尔帕克——丘博村及另外一些村奉行传统的正方形设计“房”带有笔直的街道。在房的每一个拐角上,建有房屋及东干类型的家庭用的建筑物。据米粮川村及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村的老人讲,传统的住房面积有150×150米大小。     

边疆安全学视野下的边民土地意识构建——以凭祥市友谊镇卡凤村为例

土地可以满足人类衣食足行的基本需求,基于土地创造的农业收入是农业人口家庭经济来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运动却将农业人口与土地分离,由此引发许多矛盾。本文以广西一个边境村庄的征地行为为线索,探索村民之间、村庄内部秩序以及村民与政府三组关系在征地前后的变化,以此说明基于土地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稳定人心的必要因素。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助于维护边疆安全。     

20世纪藏族多偶家庭调查研究述论

20世纪国内关于藏族多偶家庭的调查研究成果 ,以 2 0世纪 5 0年代以后的成果为多。藏族的家庭以一夫一妻为主 ,其次为多偶家庭。多偶家庭中以一妻多夫为主 ,一夫多妻次之。多偶家庭的存在不是孤立的 ,与社会分层、亲属关系、居住原则、家族关系观念、村社组织与管理、继承制度、土地与差税制度、山区经济与劳动力、人口增减等都有关。只有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多个层面来研究多偶家庭 ,才可能系统、深入的理解它 ,避免片面的解释。     

西藏的民主改革与民族区域自治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指1959年至196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民众以采取民主协商方式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农牧民个体所有制为核心内容的一场社会改造.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1951年西藏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解放8年之后,西藏人民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圆满地完成了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民主改革不仅使全体西藏人民拥有了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也使他们拥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享有了同样的政治权利,从而奠定了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西藏人民自治的基础.     

在全国少数民族中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

目前,在全国人民中间,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内容的群众运动正在开展,许多少数民族中也正在进行.我们认为,全国各民族,按照自己所在地区的具体条件和特点,采取各种形式有分别、有步骤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和重要的.自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基本上实现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政治面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另方面,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虽然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或刚完成了民主改革,但是也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由于汉族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中社会主义的胜利,民族间的团结获得了新的基础,各族人民间团结友爱和合作互助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进.     

中国古代服饰的法律制度初探

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身份制社会.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在儒家“礼有等差”思想的指导下,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礼仪规范引入到国家法律制度层面,使中国古代法律呈现出“礼法合一”的特色.服饰制度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内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在许多朝代制定的法典中大都设立了关于服饰制度的篇目,对社会各阶层冠冕服饰的形制、颜色、图案、质地等加以规定和限制,对违犯服饰法律制度的行为予以处罚.     

疍民村庄公共卫生的人类学分析——以北海营盘镇黄稍村为例

对北海一个从事珍珠养殖村庄--黄稍村的乡村公共卫生存在的三个重要环节:疾病发生、诊断和治疗进行探讨,意在呈现出珠疍这个特殊边缘群体乡村公共卫生的现实图景.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的建立和发展分析——以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地区为例

从延边地区朝鲜族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它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国家出台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取决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延边地区农村的贫困现状使得这项政策难以正常开展.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要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统一,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构建原则.在一定时期内,只有坚持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相结合的构建路径,才能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未富先老"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