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争权益与内省公德——上海外滩公园歧视华人社会反应的历史解读

清末上海外滩公园限制华人入内,在华人社会引起了持续反应。从1881年到1889年,唐茂枝等华商从纳税人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出发,对租界工部局禁止华人入园提出交涉,要求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们也不反对对文明程度低的华人予以限制。因此,他们所争取的只是上层华人的入园权利。至于1900年后才出现的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示问题,尽管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论,但该问题受到的重视与20世纪初民族主义高涨有直接的关系。人们更多地是从民族尊严角度立言阐释,凸显的是华人外争权益的一面。实际上还有另一面,即对华人在公园摘花践草等不良行为的批评与反思,认为应加强文明教育、提升公德意识。时至今日,外滩公园留在人们历史记忆中的,似乎只有外争权益,而内省公德则被遗忘、被忽略了。这一点,值得今人关注和反思。     

论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的爱国性质

上海租界华人参政运动,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爱国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人独霸租界行政、华人毫无发言权力的局面,是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 所谓华人参政,是指租界内的中国居民要求对租界事务有发言权,争取在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中有自己的代表。这场运动肇始于1905年,延续二     

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本文通过分析张园、徐园、愚园、西园等私人花园对公众开放的变化,论证了晚清上海私园开放和公共空间的拓展,是上海都市生活的需要,是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复杂的社区特点、租界的缝隙效应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它对中西文化的融合有重要的意义。     

简论上海租界的越界筑路

近代上海城市的道路建设除了经济对其有直接推动外，其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海租界的越界筑路。上海租界内原有的马路和越界筑路而成的马路，不仅对上海租界的交通与道路有直接的作用，对上海原城厢格局的影响也非常巨大。直至今天，我们在上海还能感觉到当年的越界筑路对上海旧城格局和道路的影响。越界筑路是外国人强行扩展租界的重要方法之一。１８５３年的上海小刀会和１８５４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迫使大量江浙居民涌入上海，客观上为上海输送了人力资本，从而推动了上海租界的经济发展，也必然带动外国人占据的上海租界的扩张。上海…     

租界文化的形态与特征

上海是一个因租界而突然崛起的城市,不管说上海租界是民族屈辱的象征,还是了解现代中国的钥匙,它在事实上生成了租界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态.我们可以从城市文化景观、租界的制度文化、租界人的文化构成等方面阐述租界文化的基本特征.租界文化概念的提出和租界文化特征的阐释,对于推进近现代上海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跑马厅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历史变迁与象征意义

上海赛马在1945年停止,以后关于禁止赛马、改变跑马厅功能的舆论持续了很长时间,1951年尘埃落定,跑马厅被改为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关于跑马厅功能改变的过程,张宁博士已经作了很好的研究,本文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说明随着跑马厅自身功能的变化,随着时代思潮的变迁,跑马厅的象征意义一变再变,起初是比较单一的休闲场所.后来变成骗财害命的赌场、歧视华人的场所、帝国主义炫耀武力的地方,变成众恶丛集的魔鬼象征.改变跑马厅的呼声与反对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争一起高涨.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尽管执政党发生变化,政权发生更替,但思想领域、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     

晚清上海租界华洋关系的嬗变——以华人参政问题为视角

晚清上海租界华人参政的早期拟议皆由外侨或列强领事提出,其动机并非出于对中国领土主权或华人政治权利的尊重,而是为了谋求租界自治地位的提高和工部局行政权力的扩大.每当企图失败时,其对华人参政的态度便趋于消极,加之因华洋矛盾而不断加剧的不安全感,使外侨最终普遍漠视和抵拒华人的参政诉求.华人对于自身参政权利的态度则随着权利意识提高、华洋矛盾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日益积极和主动.由于无权参与租界市政事务,华人商民在渐趋复常的华洋矛盾中缺乏争取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化渠道,对工部局和列强的不满与日俱增.20世纪初,这种不满情绪与民族主义思想合流,遂有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后华人参政要求的公开提出和华洋严重冲突的发生.自此,华人参政日益成为影响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和华洋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较量——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文字资料的历史解读

近代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是否确曾出现过刻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八个字的木牌?一些近代名人的文字记录似乎早已得出肯定的答案.但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文字表述、提供资料的人物身份、资料的年份和来源等的理性分析后,笔者有理由对木牌存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需要强调的是,质疑不是本文的目的,文章试图通过质疑木牌存在的真实性,来解读租界里的民族主义及其与殖民主义之间展开的较量.     

移风易俗:近代上海华人公墓的缘起

上海开埠之初仍然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墓葬习俗,然而传统墓地既不利于城市公共卫生,也不利于市政建设,故日益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墓制改革成为必然趋势.上海租界公墓制度的引入,为华界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范式.沪上有识之士对传统墓葬进行反思和批判,民众丧葬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认同并仿效西式公墓制,上海华人公墓由此得以兴起.     

上海郊区发展历史、现状及展望

我国城市郊区建制效仿苏联,初期目的是保障大城市居民的鲜活农产品供应.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在城乡规划和政策导向两方面积极促进郊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结合,促进大规模商业服务项目落户郊区,一批兼具就业、商务、交通、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的新城和新市镇随之发展起来.随着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逐步建成,郊区作为上海先进制造业基地、城市发展的未来空间、现代服务业延伸地区、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以及市民休闲度假基地的重要地位将进一步显现出来,郊区将继续成为上海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     

晚清自治时期上海街头的警民冲突

晚清自治时期,自治官绅从租界引进了不少西方近代城市管理措施,以加强对居民日常行为的干预。但是,长期养成的旧习惯肯定非一日之功可以改变。于是,当租界当局、老城厢的自治士绅以警察强力推行新的行为规则时,国人仍以习惯行事,在租界街头就首先出现了居民与租界巡捕之间的暴力冲突;数十年后,曾经发生在租界街头的冲突又在老城厢重演,并成为当时老城厢居民生活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在近代上海,不管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租界街头的警民冲突,还是20世纪初在老城厢上演的街头闹剧,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前近代与近代城市生活的差异,说明中国城市居民要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改变某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习惯,重新调适个人行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过程中,相对革命、立宪所导致的社会冲突而言,发生在人们生活领域中的冲突应该更能反映社会的变迁。     

近代上海航运发展与城市变迁

近代上海航运发展与城市变迁凌弓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本文力图通过对近代上海航运的发展及原因的阐述，从一个方面了解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一、近代上海航运的发展与特点上海航运真正发达，是入近代以后。近代上海航...     

试析工部局处理棚户区问题的政策

民国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上海住房建设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速度,出现房荒,城市贫民寄身于棚户区,棚户的数量不断增多。工部局一方面采取措施改善棚户区的卫生环境;一方面强行拆除棚屋。工部局并未解决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只是将他们赶出租界。     

晚清上海公共租界的交通管理及其启示

晚清上海是近代城市交通管理的先行区,公共租界工部局对辖区内的交通管理更是反映了这一先行过程。工部局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租界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培养了华人的规则和法制意识。     

上海租界内工厂检查权的争夺——20世纪30年代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涉

20世纪 2 0— 30年代 ,国民政府以收回国家主权为目标的对外交涉在一些领域展开 ,关税自主权的部分收回 ,政府印花税、卷烟税等在上海租界内的征收 ,以及实行已久的上海租界道契制度的变更等等 ,均表明收回国家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些结果。其中围绕对上海租界内工厂施行检查所进行的交涉谈判 ,是国民政府借实施《工厂法》为契机以图对上海租界收回部分主权的又一行动 ,这是上海租界史中一段重要历史 ,也是当时中外关系中一件大事。由于原始资源缺乏 ,这一重要外交交涉的内幕一直未被清楚揭示。本文根据有关原始档案资料 ,对这场交涉的曲折过程 ,及其所反映的有关背景等进行论述 ,以揭示被掩史事的来龙去脉     

宜居城市的管理:以上海法租界中部地区为中心

近代上海城区中,较之公共租界与华界的南市与闸北,法租界中部地区以街道整洁、环境幽静、文化氛围浓厚著称,是颇负盛名的宜居城区。考其形成原因,是法租界紧跟国际上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的时代潮流,对界内工商业进行统一的规划与严格的分类营业管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这三界中,法租界工商业发展比较滞后,城市规划与改造成本较低,又实行总领事独裁制,这是法租界中部地区能够发展为宜居街区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因素。     

鸳鸯蝴蝶派的游园与城市消费空间再生产

20世纪如福柯所言乃是一个“空间时代”,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对周边城市的资本、人力、物产等资源产生强烈虹吸效应的超级城市,且在城市空间内部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消费空间。“园”的空间变化正对应着城市消费空间的建构进程。鸳鸯蝴蝶派在变动的园的空间中的迁移、转换与游历对城市消费空间进行了费斯克所说的抵抗。在从亭子间、报馆到园的空间转变中,他们从最初短暂屈从于深受消费主义影响的游园活动到后来作为创造性主体重新组合园的空间要素,通过选择游玩时刻、变更游玩方式和丰富消费内涵等渠道,借助重返私园、游历于周边之园及离开上海回归家园等方式,用契合他们审美趣味的新空间替代与置换了受到资本控制的消费空间,完成了对上海这个超级城市空间的去中心化解构。鸳鸯蝴蝶派游园的空间实践中蕴含着超越消费主义的风雅生活的理想,为当代都市建构契合美好生活追求的消费空间提供了有益启示。     

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土地章程》中文本

1845年公布的《上海土地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开辟的一个中英地方协定,这个章程既确定了外侨和华民之间的具体租地办法,又规定了界内的一些城市建设、市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应行措施。这是近代上海主权将沦,但也是进入对外大开放和城市近代化的一个历史性的起点。除此之外,这个章程更深广的意义还在于,经过以后多次的修改、补充,它成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根本法”而且,因这个租界是外国在华建立的     

休闲项目对城市休闲适宜性的价值评价

休闲适宜性是比较不同城市休闲功能大小的指标,也是衡量现代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要素。城市休闲适宜程度与休闲项目的数量多少、类别特征、限制性程度以及体验性价值密切相关,不同休闲项目对城市休闲适宜性价值贡献是不同的,休闲项目的体验性价值越大,限制性程度越小,对城市的休闲价值贡献越大。发展城市休闲不仅要有选择地建设休闲项目,而且要尽可能降低休闲项目的限制性程度,杜绝滥建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对城市休闲适宜性贡献的休闲项目。     

近代区域暴动与城市变迁——以小刀会起义为个案

就性质而言,小刀会起义不过是一次区域性的城市暴动,并不具有全局性影响,但在上海城市变迁的历史上,其影响却不可小觑。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它引发了上海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难民潮,此前的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处;二、华洋杂处以后,界内秩序大乱,于是而有《上海土地章程》的修订,工部局和公董局的次第设立,以及租界内的市政管理体制和社会治安体制的构建;三、它促成了上海城市格局的变化,此后租界日盛,北市(租界)迅速取代南市(老城厢)成为上海城市的中心;四、上海客籍移民构成发生剧烈的变化,江浙商民逐渐取代开埠初期的闽广商民,成为上海移民的主体。小刀会起义后,上海一跃而为全中国最发达、最有生气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