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考证——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

戊戌维新期间,广东学政张百熙奏请康有为免试特科一事,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在编辑过程中,误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为,并经由黄彰健先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而以讹传讹。本文对此作了厘正,并就读书与考证的关系作了辨析,认为对考证史实所用的资料,哪怕是档案史料,也应持审慎的态度,“考而后信”。     

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

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玲,并同意梁启超等中文教习辞职。对陈宝箴的举动,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是陈宝箴迫于湖南守旧派的压力的被动行为,但将其放置于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连续性态度,此举是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激进教学的有意为之,折射出陈宝箴对与康有为等人变法路径的差异。     

陈宝箴“赐死”考谬——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生商榷

刘梦溪、邓小军以陈三立诗歌及相关史料"考实"的慈禧"赐死"陈宝箴之说,因其考证过程中的种种讹误,不足凭信。不论是官私文献记载还是陈三立本人的诗文表述,支持的都是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所说的陈宝箴"以微疾卒"。     

康有为与桂林的维新变法

19世纪 90年代 ,康有为曾两次来桂林讲学 ,开展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宣传组织工作 ,得到了桂林一部分官绅、学子的大力支持 ,促进了桂林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广西近代史上 ,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在中国近代史上 ,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严复对康有为的评价和态度转变

相对于康有为对待严复的态度来说,严复对康有为的关注、评价较多,前后之间的态度和评价更是相去天壤。从戊戌政变前的公开反对到一战前的愤慨至极,再到一战后的认同,严复对康有为的评价和态度转变既再现了两人思想的内部分歧,又呈现出戊戌启蒙思想的共同特征。     

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史料解读与史事探究

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二人,虽然一体并称,实则从来和而不同.梁启超的善变与康有为的不变反差尤为鲜明.不过,深究内情,梁启超的善变虽然公开而坦白,背后故实周折复杂;而康有为的不变则有故意掩饰的诸多情节,甚至不惜抹去变的痕迹,以维系不变的形象.如此一来,研治康梁就面对共同的难题,而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梁启超,应尽力收集文字的所有版本,比较解读其相异之处及其所以然;对康有为,应注意文字标注和披露时间的差异,分别不变的自述与变化的实事之间的纠结.     

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     

儒墨思想中的差异与互通——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态度和取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康有为关注墨子是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名义下进行的,根本目的是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这决定了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取舍与他对墨子的态度一样,既有肯定,又有否定。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康有为晚年“定粤除孙”主张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权谋

1921年,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恐惧,康有为提出了以兵定粤除孙的主张,拟借助军阀之力,除掉与苏俄联合的孙中山,并设想了从军事上联络旧军阀,政治上利用门生旧吏,消灭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的方略。康氏的除孙仅是一种象征,其实质是要消灭赤化。这一主张,最终因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未能实现,但却对民国政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之前学界对于康有为、吴佩孚关系研究多有误解,对于康有为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多有忽视,考察这段历史,对重新审视康、吴关系以及民国历史的诸多细节均有必要。     

马克思与康有为对中国社会进程的预见——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0年就为中国取下了"中华民国"的名字,并一直将中国社会定位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康有为既独创了一套关于人类大同的理论体系,又把人类历史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和太平世(大同)三个次序严格的阶段.据此,他认为中国处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变的时期,并坚决反对任何跨越发展的主张,还明确预言了跨越的可怕后果.然而,马克思没有料到,中国后来在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头三十年激进地推行共产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导致了被康有为所不幸而言中的巨大灾难.所幸的是,中国毕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建构起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目标.本文通过上述回顾和比较偶得几点启示,谨作为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     

民国初年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构想——兼与梁启超、孙中山作比较

民国初年,康有为针对时局变动提出了自己的政体构想,先是有“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继而有总统制的宪法设计。二者形异质同,但均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则或价值理念,即对权威的崇拜和对重建权威的诉求。近代中国重视权威并非只有康氏一人,梁启超、孙中山对权威也较为看重,但在建立什么样的权威体制以及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上则各有不同。康有重建权威体制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中国近代权利观的产生与变异--以西方自然权利学说为参照

"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①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权利学说.它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与中国历史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