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文本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释放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是稳定民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内在机理，运用Probit模型、IV-Probit模型、KHB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赋能作用，能够促进劳动力实现就业，并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更换变量衡量方法、调整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信息流动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和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是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中间路径，人力资本赋能效应所占比重最大，信息流动效应次之，就业渠道拓展效应所占比重最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科技对高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未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已婚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对中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应较强，对青年群体就业的赋能效果较弱。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当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到的加快信息流动、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拓宽劳动者就业渠道的功能，积极搭...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技能与工作变动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研究

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衍生出多种新型就业形态,对就业技能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理基础上,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颁布的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构建了产业数字化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省际层面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效应。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提高了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均正向调节了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减弱了产业数字化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正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区外包水平会强化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全社会劳动力数字技能水平、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提高FDI和外包质量,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     

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及偏向性研究

文章通过引入含有时间分配的效用函数拓展任务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工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工资有负向冲击,主要通过缩短劳动工时和劳动岗位更替实现。一方面,智能机器的应用将劳动者从部分繁重的工作任务中解脱出来,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工资;另一方面,机器的应用会直接替代劳动,技能“折旧效应”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获得长期稳定的工作,且机器人大规模应用会弱化企业对劳动的依赖,用工关系的短期化也将引发劳动岗位的频繁更替,对劳动者的工资产生负面影响。（2）人工智能应用对不同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具有偏向性,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人工智能应用对工资的负向冲击;人工智能应用对工资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劳动者执行任务的复杂度和认知要求的提高而弱化。文章认为,要制定收入分配调节政策以平抑人工智能应用的冲击;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职业转换能力,促使劳动力市场上形成“技能—岗位”匹配的良性互动。     

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两大重要目标，数字经济如何助力高质量就业实现？文章基于工资议价视角，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Ⅳ-2SLS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提高了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就业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水平，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二，机制检验发现，社会就业机会增加与信息搜寻成本降低是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两个重要渠道；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存在个体异质性，对农村户籍、高受教育水平以及使用移动上网的劳动者群体更显著，但不会对依靠亲属、朋友或熟人介绍寻找工作以及无法上网的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概率，还有效提升了职业流动后的收入回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女性、农村户籍和低学历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的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促进灵活就业和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三个途径，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及其收入回报。文章以职业动态转换为切入点，拓展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影响的研究视角，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畅通职业流动渠道，推动劳动力转岗提质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就业：传导路径与结构变化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建设将对经济体系的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通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实验，在探析政策对城市就业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事件研究法等评估该政策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就业水平，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政策推行使城市就业水平平均提升3.55%，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时间安慰剂、异常值敏感、剔除直辖市、倾向得分匹配以及政策排他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作用于城市就业水平，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的促就业效应大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效应。同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不同地理区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间存在差异性。“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以推动就业人口由低技术技能向高技术技能、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流动，促进城市就业结构高级化转型。该结论明确了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在建设“网络强国”中稳定居民就业提供有益启...     

产业智能化与区域就业质量——基于中国省域静态面板和空间面板视角

以智能技术和产业融合为表征的产业智能化改变了企业生产模式选择，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在分析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中国除西藏外30省份（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了区域劳动力就业质量，且在缓解内生性、替换关键指标及模型误设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分维度考察发现，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就业报酬并改善了就业环境，与“素质教育”类就业能力形成互补关系，但对就业保护力度的影响不明显。第三，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对高技术密集度以及高劳动者维权力度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但产业智能化对就业质量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应助推产业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并加强区域间智能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形成产业智能化协同发展机制，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2、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数字技术引致的收入提升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具有技能偏向型特性，而在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维度上，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尚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综合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劳动收入提升幅度更大。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渠道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文章认为，当前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同时，着力提升社会经济特征处于劣势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缩小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影响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的理论分析,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就业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提升就业水平。在产业内,数字经济能够提升高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同时减少低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由低技术部门向高技术部门转移;在产业间,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占比,降低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数字经济显著提升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占比,不利于低学历劳动力就业。当前产业升级与稳就业总体能够协同推进,但存在短期的失业问题,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力的数字技能,保障低学历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     

劳动力有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转化探索

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过程中通常存在一个有限供给阶段,但古典二元经济学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向稀缺转化理论未明确提出劳动力有限供给,导致学界在讨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刘易斯拐点时,出现一些争论。在研究二元经济转化路径时,又假定吸纳农业劳动力的现代部门主要将工资作为成本,通过低工资增加利润,吸纳农业劳动力,但长期低工资会造成消费不足、劳动者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因此,文章在界定劳动力有限供给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出现时点、无限到有限过渡期、有限供给阶段。文章建议,在中国高质量创新发展与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向稀缺转化（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实现）中,推进中小微企业使用总体报酬,激励吸纳的农业劳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创新劳动,实现劳动者、企业与二元经济转化共赢。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职业流动方向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生产数字化与生活数字化的双重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迁移及其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吸引劳动力迁入，且迁入后的职业流动方向受生产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其中，生产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而生活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服务型职业，同时减少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男性、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迁入，生产数字化有助于吸引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生活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中青年、高学历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性。文章进一步利用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外来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公平性，但在缩小二者之间的工资和生活幸福感的差异方面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文章认为，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加强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育，充分保障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权益，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博弈视角的劳务输出主体行为选择实证研究

“西北农民工就业难”和“东南企业招工难”的两难现象对我国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步伐产生了较大阻碍。实现劳动力对接，推动农村人口外出务工，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企业用工难．是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典型的劳务输出集中地——甘肃定西市劳动力输出为实证调查对象．利用博弈论方法实证研究了其劳务输出过程中主体的行为，认为要促进劳动力输出地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有效利用：企业和劳动者本人要付出足够的合作成本，且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收入越高，劳动者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同时存在劳务中介时。由于中介对象的相对不变性，劳务中介在博弈中可能存在重复博弈的行为，并存在纳什均衡解：如果中介诚信．就可以继续合作。政府在此过程中，应从促进供需双方对接、保障劳动者权益和提高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复杂,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推动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4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对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推动第一产业就业先减后增、第二产业就业先增后减,进而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数字鸿沟、教育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收入北大核心

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和机会的平等获取,是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分析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充分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协同作用下跨越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收入,教育人力资本可以加强互联网的增收作用,相比于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高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互联网技能溢价更高,高、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会形成收入差距,结论在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上网等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从小时工资、收入异常值以及收入样本选择三方面变换收入测度方式后依旧具有稳健性。分位数回归表明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对中等及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建议继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可及性和渗透性;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提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互联网+人才”的示范性作用,通过促进互联网技术与人才的结合从而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创业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3)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助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文章认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以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促进创业增长。     

技术要素市场发展与技能工资溢价扩大——兼论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启示

在我国基尼系数持续高于国际警戒线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技术要素市场发展是否扩大技能工资溢价值得深入研究。在分析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对创新影响的基础上,从技术要素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剖析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引致劳动力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机理,进而研究技术要素市场发展扩大技能溢价的理论逻辑。理论分析表明,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可以破除创新价值链各阶段间的梗阻,促进创新体系内各类参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创新活动,进而在技术要素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对技能溢价产生扩大效应。具体而言,技术要素市场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要素的价值实现、增加创新劳动需求和提升创新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创新劳动者工资水平,不仅如此,技术要素市场发展还能够促使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引起高技能劳动需求的相对增长和高技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都将扩大高技能劳动者平均工资与低技能劳动者平均工资间的差距。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证实了技术要素市场发展对技能溢价的扩大效应。这意味着,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深入推进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同时,尤其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应该进一步完善教育体制机制,积极维护机会公平,缩小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