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礼”源流考

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射”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后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礼”是一种融合了生产活动、审美意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奇特文化现象。     

“齐诗”源流考

汉代"鲁"、"齐"、"韩"、"毛"四家诗中"齐诗"衰亡最早,但现存的文献中却依然保存着许多关于"齐诗"的资料,齐诗传授的脉络也因此可大致考出:齐诗酝酿于先秦,成于辕固生,发展、转折于夏侯始昌、后苍,鼎盛于西汉元、成之际的翼、匡、师、伏诸家,衰亡于东汉.     

“悬书”、“露布”源流考

自汉魏以来的"露布",是作为征讨檄文和报捷文书而存在的,但是"露布"的起源却为早在先秦时期的"悬书",这种"官文书"的发布与传通方式,作为由上而下政治传播的主流而存在。当它们作为由下而上或者由民间到民间的传播方式而存在时,则是被严格限制和禁止的。这反映了由先秦初期封建君主制,到秦汉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转变过程中"传播"层面的历史巨变。     

新文学源流的政治文化再考

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传统问题 ,似乎已有了文学史的定论。但是 ,过往的认识 :一是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考察其演变 ;一是从文学本身的表现中寻求文学本质或规律。近代中国文学自觉与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的系统中寻求生路 ,她不同于简单化的“政治”概念 ,很大程度是政治的心理诉求和文学精神现象的互动认知。新文学源流应该是 ,“文学救国”与“文学革命”所表现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的整合现象 ,是文学载体与历史转型交织生成的过程     

以“考镜源流”法欣赏古代诗歌

"考镜源流"法用之于古代诗歌欣赏,是要把具体作品放到古代诗歌的源流演变中去加以考察,其实质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倘能运用得法,便可为作品欣赏提供参照,以拓宽欣赏者的历史视野和审美视野.从文学传统的角度看,古代诗歌作品的源流序列是多种多样的,诸如题材类型的源流演化,作品主题的"沿波讨源",艺术构思多种模式的原创与承袭,以至意象、格调等的源流变化,等等.     

“鸡鸣”古歌与班固《咏史》典故源流考

班固《咏史》诗通过叙写“缇萦救父”故事抒发自身感慨,并将缇萦的形象凝缩在“鸡鸣”古歌的典故中。借“鸡鸣”意象抒发情感源于《诗经》,其中郑风《女曰鸡鸣》以“鸡鸣”交代谈话时间,《风雨》通过风雨中的鸡鸣起兴,《齐风·鸡鸣》和《小雅·庭燎》则保存着周代“鸡人呼旦”的礼乐仪式信息。司时卫士模拟鸡鸣报时,曲调雄壮高亢,直到汉代军中和宫廷依然沿用,并配乐收入乐府,但也带来曲调和风格的分化。《史记·项羽本纪》的“四面楚歌”,或是军中“鸡鸣歌”的变调。楚调激昂凄婉,与缇萦的急切心情相契合。“鸡鸣”典故承载着班固的激情,也凸显出班诗内敛、含蓄的学者型诗风。将事象、文化背景融入一个名词性典故,是汉代文人诗叙事兼抒情的艺术特色,也是汉诗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过渡。钟嵘评价《咏史》“质木无文”,是基于南朝的审美观念,有失公允。     

“圣”字文化源流探考

甲骨文中的"圣"字,保存着丰富的原始社会文化内容。从它与"土"、"社"的关系来看,它不仅与原始社会的社稷祭祀文化存在密切关系,而且内含着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人类社会原始部落、民族普遍的农业革命的文化现象。     

光绪《西藏图考》的“括总”之篇——读《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

黄沛翘所纂《西藏图考》由于编纂时旁搜博采,探厥源流,故光绪十二年刊印后即引起国内外注意。此志卷之二首篇即《西藏源流考》,著者在"自记"中明确指出了此篇在《西藏图考》全志中的"括总"地位与作用。乾隆末年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识略"上卷首篇亦为《西藏源流考》,《西藏图考》中的《西藏源流考》虽然编纂在后,可以说借鉴、参考了前者,但二者所记区别很大。记述西藏源流时大部分内容及看法已不同,重要的是此篇不仅将清代藏事写入,而且还将其作为重要部分写,充分说明黄沛翘对此篇材料、内容及重点有过全面的思考。从内容的安排、详略及记述方法等看,《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具有详今略古,重心放在清代;突出康熙末年至乾隆时期几次出兵西藏的军事行动;纵横结合,内容兼及西藏自然、社会诸多方面;既尊重前人的研究,又明确写出自己比较分析后的看法等几个特点。《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的价值是:较为系统地记述西藏历史及各方面情况,有助于当时留心边务的人们了解、认识西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编此志撰此篇,对藏族起源及西藏历史上若干问题提出看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从《西藏图考》作为方志著作横排结构来看,《西藏源流考》在志中总摄全志成为一志之经,具有此志其他各篇所没有的重要作用与价值。在重视西藏研究的今天,《西藏图考·西藏源流考》应进一步研究。     

对等主体间农业科技文化的互动交流——浅谈秦汉时期中印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传统农业经济和科技得以迅速发展。加之交通网络的形成和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的移民和开发，中原王朝农业科技文化对外交流逐渐兴盛。这一时期作为古老农业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在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以及工艺制品等农业科技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流是两个对等主体的不同文化类型的相互渗透，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在两国间产生了积极的回应，丰富了各自的农业文化体系；同时，也奠定了历史时期两国之间频繁交流的基本内容和模式。     

中印古典诗学“韵”论美学意蕴的叠合与差异

印度九世纪的欢增和中国十一世纪的范温不约而同地提出关于“韵”的诗学命题。他们将“韵”视为诗歌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并且都建立起了关于古典诗学韵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在诗学理念、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等方面存在着叠合和差异。     

道教“宫观”的缘起

道教“宫观”的出现有两条源流 :一条是源远流长的宫庭建筑中的“观”;一条则是鼓吹神仙长生的道教文化。当道教文化使“观”具有了通神的能力 ,“宫观”便出现了。     

会唱歌的“结构”——欧洲近代小说“框架式结构”源流简论

"框架式结构"作为组织情节的一种手法,在欧洲近代小说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它的形式来源很可能是流传到欧洲的古印度、古波斯故事集。本文一方面阐述框套法这一可能的源头,一方面努力说明在《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欧洲著名"框架式结构"故事集中,还存在着的另一个源头即欧洲结构传统对它的影响。另外本文还试图进一步分析"框架式结构"在文学史中有两个阶段的流变,一是在欧洲近代长篇小说产生过程中,"框架式结构"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二:是当其产生之后,"框架式结构"通过两个方向上的演变(同"漫游式结构"相联系;自身演变为情节的一部分)而得到的新的发展。     

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的双重文化体系——唐长安文化管窥

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儒释道文化一直伴随始终，在儒释道精神之下派生的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在唐代长安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长安文化是厚重的，有着丰厚的底蕴。以帝都文化为主流的长安文化有着多样性和丰富性，仕宦文化、隐逸文化就是长安文化这条大河派生的支流。     

“光明磊落”源流考辨——兼谈《汉语大词典》“光明磊落”条

“光明磊落”是日常生活中一条经常使用的成语,通常用于形容某个人“襟怀坦白,正大光明”。一些大型语文辞书,特别是成语大辞典,均收录了这条成语,并附有相关例证,有的还列出了它的其他一些形式。即便如此,这些辞书仍未能在成语源头问题上达成共识,且对于这条成语的流变过程也较为模糊不清。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成语的源流作一考证,以厘清其演变发展的脉络,并查找出尽可能早的源头,为辞书编纂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丰都“鬼城”形成中的文化内涵

四川丰都“鬼城”民俗说法中浓厚的迷信内容只是表层文化。在深层中包含着另两种文化内涌道教与佛教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汉浯“隐实示虚,设难成趣”机制既导致迷信,又是破除迷信的重要手段。隐实示虚是俗文化中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现象。     

中国古代注音法“反切”的中印文化渊源

追溯中国汉语语音研究的历史,汉末反切的发明是其肇端。对于反切之起源问题的考释,当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对音节两分的审音能力的形成——反切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域。在字母、四声、韵书还没有出现之时,作为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的方法的反切首先出现,它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产物,也不完全是来自西域梵语,而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本土音节分析能力的积淀,是反切产生的内在因素、产生的沃土;伴随佛教而来的梵文拼音原理的传入,是反切产生的契机。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了在中国运用时间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反切。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初探

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香港顺利回归并保持持续繁荣稳定,但也产生了种种困扰"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也说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揭示当年制度设计中关于"一国"的深层次考量,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中印两国关于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失效问题的外交交涉

1961年12月3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进行谈判来缔结一个新协定以代替1954年＂中印协定＂的建议。印度政府以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双边边界问题为谈判之先决条件,事实上拒绝中国政府的建议,致使该协定期满后自动失效。协定失效后,中印双方围绕印度驻西藏商务代理处的撤离问题进行了反复而艰苦的外交交涉。最终,印度商务代理处撤离西藏。以此为标志,中国彻底清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特权,维护了国家主权和统一。     

新世纪东北“绿色影视”的环保意识源流

通过对新世纪东北＂绿色影视＂的梳理,追寻了创作者的环保意识源流,即来源于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自然＂观、强化于现代社会的＂和谐＂观以及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影响。基于此,可以看到东北乃至全国、世界范围内的＂绿色影视＂的＂绿色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