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间人口红利差异分解及解释——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其配置效率差异加剧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失衡。文章从人均经济产出公式出发,构建了一个涵盖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影响因素的人口红利实现模型,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6～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对效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利用Tobit模型对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解释。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实现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人口红利实现的技术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劳动参与水平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2和0.0149;从人口红利实现的规模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资本积累的产业环境、物质资本形成效应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9、0.1234和0.0371。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大城市,但是,城市管理制度仍然沿袭传统的二元户籍和二元劳动力市场制度,扭曲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被扭曲价格流入相关城市部门。本文通过收集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并进行处理,构建了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计量模型,运用VECM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农民实际人均收入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首要因素;城镇居民实际工资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次要因素;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有重要影响。运用变系数半参数方法分析数据显示,工资扭曲对城镇部门收入的影响具有流变性。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西北地区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

伴随着经济地理格局的空间演变,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更趋活跃。文章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首先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多区域人口区位选择模型,揭示了人口空间流动的影响机制;然后以西北地区为例,选取2017年CMDS微观个体数据和城市层面特征数据匹配,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检验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从西北地区整体来看,区域地方品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能、收入水平是影响人口域外流出的主要因素,而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及工业化水平有助于抑制人口域外流出;从西部地区分省区来看其影响因素具有区域异质性,宁夏人口域内外流动对于地方品质敏感度最大,接近陕西的16.47倍、甘肃的2.72倍,产业结构对宁夏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也很大,而收入水平对陕西人口域内外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从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看其影响因素亦具有人力资本异质性,大专及以上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的敏感度最大,约是初中及以下流动人口的1.90倍、高中与中专流动人口的1.39倍;地方品质是影响未来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结论可为优化西北地区人口资源空间配置,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就业：传导路径与结构变化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建设将对经济体系的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通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实验，在探析政策对城市就业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事件研究法等评估该政策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就业水平，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政策推行使城市就业水平平均提升3.55%，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时间安慰剂、异常值敏感、剔除直辖市、倾向得分匹配以及政策排他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作用于城市就业水平，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的促就业效应大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效应。同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不同地理区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间存在差异性。“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以推动就业人口由低技术技能向高技术技能、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流动，促进城市就业结构高级化转型。该结论明确了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在建设“网络强国”中稳定居民就业提供有益启...     

公共服务、人口再配置与城市生产率

新型城镇化的实施促进了公共服务的补偿式供给和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由此形成的城市间人口再配置会通过人口与劳动力集聚的“规模效应”和人力资本导入的“结构效应”对城市生产率产生影响。文章从供给端的公共服务能力与结构、需求端的公共服务可及性角度,分析并检验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对2010～2019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1）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生产率呈倒U形关系,且通过人口再配置发挥作用;（2）在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方面,发展提升型公共服务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比基础保障型更大,且更依赖于人口再配置的中介作用;（3）在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人力资本增加会部分抑制人口再配置的作用;（4）对空间异质性的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群的规律特征不完全一致,公共服务通过人口再配置对城市发展系统的动态影响会最终反映在城市生产率的变化上,而作为城市生产率优势形成中“迁移选择”的能动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的直接贡献仅体现在领先城市群中。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职业流动方向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2～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生产数字化与生活数字化的双重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迁移及其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吸引劳动力迁入，且迁入后的职业流动方向受生产数字化和生活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其中，生产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而生活数字化会推动劳动力流向服务型职业，同时减少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男性、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迁入，生产数字化有助于吸引中青年和高学历劳动力流向技术型职业，生活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中青年、高学历劳动力流向生产型职业的可能性。文章进一步利用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外来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公平性，但在缩小二者之间的工资和生活幸福感的差异方面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文章认为，在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加强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育，充分保障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权益，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的经济发展:1995～2000

本文主要考察了 1 995～ 2 0 0 0年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东部地带经济发展的关系 ,发现省际迁移人口 (外来劳动力 )已成为推动东部地带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正是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迁入 ,弥补了东部地带本地劳动力供给的不足 ,推动东部地带的GDP增长了 1 0 %以上 ,对东部地带GDP增长的贡献度几乎达 1 5 %。而且在东部地带 ,越是省际人口迁移吸引中心 ,迁入人口规模越大 ,迁入的外来劳动力对推动迁入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贡献就越大。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就业理念等不同层面揭示出产生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影响因素,提出社会层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国家层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学校层面进行专业调整、学生方面则要进行观念调整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问题,而且还可因制度变革获得内涵式人口红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     

劳动力老化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作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劳动力老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为探索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长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最后,本研究认为,若想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就要加强对生育问题的关注,要从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制定专门且有效的公共政策,并在具体实施时,注重相关政策向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市等特定地区倾斜。上述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劳动力老化视角解释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差异,对于推动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文本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创业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3)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助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文章认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以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促进创业增长。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技能与工作变动

数字经济不仅会对劳动力的技能需求产生调整作用，而且会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引发劳动力的工作变动。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四个维度综合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引入CLDS微观数据库标识工作变动，进而基于宏微观数据匹配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工作变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工作变动的概率。在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从工作技能视角看，相对于工作中主要使用非常规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使用中等常规技能和高等常规技能的员工更易发生工作变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劳动力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方式以及所处区域等特征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拓展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渗透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劳动力发生工作变动的概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继续高质量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针对不同特征劳动力群体，根据劳动力市场新需求，引导劳动力及时提升自身工作技能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复杂,新就业形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加速器”对推动劳动力就业意义重大。本文利用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数字化4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一产业就业的负向影响显著,对第二产业就业的线性影响不明显,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对第一产业就业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对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推动第一产业就业先减后增、第二产业就业先增后减,进而推动就业结构向高技术、高技能方向优化。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科技创新发展在数字经济影响就业的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弥合区域数字鸿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试析人口流动对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区域间收入差距是引发人口区际流动的主要因素 ,人口的地区间流动又是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既不能把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等同于各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也不能把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绝对化。人口区际间流动的实质是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重新配置。人口流动对地区间劳动工资差距的缩小、劳动力资源整体配置效率及地区间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布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省区城市人口规模结构比较研究

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省区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分布、序列分布的特点和类型，刻画了省区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差异及其变动情况，试图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速度与城市人口规模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证明高位次优先发展与多规模互促协同是城市人口规模体系中对立统一共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两个方面，而在中国目前阶段以高位次优先发展更为重要。     

人口活跃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从30多年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看到一个事实,较发达地区人口在不断流入、人口素质在提高、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且负担小。以人口素质、人口流动聚集、年龄结构等为表征量的人口活跃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为了准确判定这三个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的具体作用和对要素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多维度将三个因素综合为一个指标——人口活跃度指数,并将此指标引入生产函数,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人口活跃因素无论内生作用于资本,还是内生作用于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均有较大影响。表明人口活跃因素对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仅总体上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生产要素的效率有着显著影响。因而在未来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区域人口有效流动,提高人口素质尤其劳动力人口素质。     

移民规模引力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在评述西方人口迁移规模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移民规模的理论出发，结合中国贫困地区开发性扶贫移民的实际，不仅考虑到迁出地移民规模及其村庄发展问题；而且更注重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总是及农村或城市的人口环境容量、公共基础设施、住房、教育、医疗等服务设施的容纳能力。并构建了移民规模引力模型，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及微观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