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制度研究述评

1 98 2年宪法制定后 ,围绕宪法监督制度 ,学术界已出版专著近十部 ,其中的三百二十多篇论文 ,对宪法监督的概念、对象、范围、方式、模式、基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及制度设计等展开讨论。这种讨论肩负着制度改革和建设之理论先行的使命 ,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深有助益。但其中所呈现的莫衷一是的局面表明 ,要完成这一使命 ,学界尚有诸多未竟课题     

路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

唐代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察使以中央的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察,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监察网络.     

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

为有效保护未成年人人身、财产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设立了监护制度,构建了未成年人监护基本制度和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了一些补充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未成年人权利优先的原则。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已初步形成一定的体系,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些规定突显出它的不足,如:现行立法依赖亲属监护;缺乏行之有效的监护监督机制;监护监督制度几乎空白,等等。国外关于监护监督制度的规定较为完善,有可借鉴之处。基于此,考虑从建立对监护人监督机制等方面完善现行监护监督制度,包括设立监护监督人并明确监护监督人的职责,由民政部门作为行政监督机构,具体化监护监督措施,等等,以更好地维护未成人合法权益。     

论进化的宪法与宪法的进化——进化论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宪法与宪法发展简析

进化论理性主义是哈耶克在批判笛卡尔式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洞见,它为重构宪法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以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视野,宪法是进化的而非构建的,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宪法发展的科学形态实为进化.宪法的进化是连续的而非断层的,割裂传统的宪法必然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宪法的进化是自主的而非附从的,因社会革命、政治运动、体制改革、政策调整而强行改变宪法不是宪法发展的正常形态;宪法的进化是持续的而非间断的,宪法的进化过程永远没有尽头;宪法的进化是模糊的而非可预测的,因为宪法的进化趋势取决于无数特定事实,而人们永远不可能全然预测和掌握这些事实。     

中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对民事诉讼健康、顺畅地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对国家民事审判权进行有效制约”和“审慎性”应该成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两大基本原则,这是国家权力制约和民事诉讼自身规律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如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衔接不紧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过于狭窄、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审级规定不够合理、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单一、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等等.应该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两大基本原则为基础,把调解和民事执行列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在立法上规定合理并切实可行的监督审级体制；扩充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方式；在观念上真正树立“权力控制”的理念和程序意识,明确民事诉讼抗诉案件的再审期限.     

宪法解释学:作为宪法方法论的学问

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两种方法论,在实践面向、适用的场域、目的架构与本质上均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属于不同的方法论,宪法解释学属于宪法方法论,规范宪法学属于宪法学方法论.宪法解释学方法论具有独断性,而规范宪法学方法论则必然具有开放性.或许一切问题的焦点皆在于两种方法论的对峙以及对问题实质的理解上.     

论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唯一贯穿于我国刑事诉讼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鲜活的体现。但长期以来,这项制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上存在被虚置的问题,实践中也被严重弱化,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职权。但是,从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强化法律监督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角度来考察,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不仅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必要性,即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合理的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应该以分权制衡、程序公正、权利救济、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这些基本理念为理论基础,坚持合宪性原则、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协调统一原则。同时,在这些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上,调整刑事诉讼原则,全面确立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地位;改革检、警关系模式,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也进行必要的改造;并且按照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的自身特性,成立专门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部门,以实现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南斯拉夫学者讨论宪法和宪法修改问题

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社会科学部1988年3月在贝尔格莱德组织了题为“宪法和宪法修改的迫切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南斯拉夫许多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参加了讨论会。《法学和社会科学文献》杂志1988年第4期(季刊)报道了这次讨     

抽象性宪法模式和现实性宪法模式的类型探讨

宪法的结构模式可以分为抽象性的和现实性的两种。前者侧重于维护宪法的形式化地位和精神内容 ;后者重视宪法规范的设立与其实践运作。在中国法制建设向法治建设迈进的大背景下 ,我们正致力于使抽象性的宪法模式向现实性的宪法模式转变。把握结构转换中的运作方式和转换特征是十分必要的 ,而其中基础性的工作是要将两种宪法中对应结构类型予以初步把握。     

健全我国法律监督制度问题新探

法律制度、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共同构成成熟的完善法制的必要内容。其中法律监督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法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从根本上反映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因此,应当如何评价我国法律监督制度的发展状况,客观分析现行法律监督制度不能发挥作用的原因,研究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制度的原则和措施,乃是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一项迫切任务。一、符合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正在初步形成法律监督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发展,是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取得进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     

宪法范畴、宪法理论的建构与宪制的维系

法学家与政治学家在理解问题与思考方式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宪法的理解也不同.图施奈特的厚宪法/薄宪法范畴与他的大众主义宪法理论的缺陷在于,在一个没有健全民主制度的国家,无法实施;佩里的第一宪法/第二宪法范畴与宪法原则第一的宪法解释理论无法解决传统宪法原则与新的宪法需求之间的矛盾,因而不适用于社会转型国家;尼诺的历史宪法/理想宪法的范畴与法院裁决正当性和个体行为正当性推理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并且容易给他国以干预内政的机会;芬恩的法律宪法/公民宪法范畴与公民教育理论对于尚未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是本末倒置;立法意义上的宪法/司法意义上的宪法这一范畴的提出,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诸范畴与理论中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并有利于作为制度的宪法的实施与维系.     

土库曼斯坦的宪法改革

土库曼斯坦的宪法改革［土库曼］Ｍ．Ｏ．哈伊托夫作者系土库曼大学宪法教研室主任、法学博士、教授。。文章介绍１９９２年通过的新宪法的有关情况。历史回顾。数十年来，前几个土库曼斯坦社会主义宪法都没有重大的变化。苏联解体，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２日土库曼斯坦宣布国...     

全球的社会宪法

民族国家的政治宪法只是一种特殊的宪法,难以面向政治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执行构成性和限制性的双重功能,平衡诸社会系统的自治与扩张。在全球层面上,由于政治宪法始终无法运转,各种全球社会体制的离心倾向和相互侵犯更加严重,已经造成了新的宪法问题。全球社会宪法应运而生,旨在支撑和驯服不同的全球社会力量,因此呈现随体制而异的片段化形态。全球社会宪法片段之间必然发生的碰撞,应当依靠一种新冲突法加以解决。     

论程序化的宪法

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 ,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 (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 )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它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     

文化权的宪法解读

文化权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也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正确解读宪法上的文化权,对于促进公民文化权的实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包括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文化成果受保护权等内容。宪法上的文化权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国家对公民的文化权负有尊重的义务,并负有给付义务、制度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以及保护义务等保障义务。国家应当在积极保护与充分尊重之间取得恰当平衡,切实保证每一个公民充分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     

论宪法权威

观念形态的宪法权威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的价值目标,它通过夺取国家政权、制定科学的宪法、进行系统的配套立法、建立健全机构和制度之四大环节,可以转化为包括民主政体、统一完备的法制、宪法实施保障机制三方面的制度形态的宪法权威。观念形态、制度形态的宪法权威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运作就是现实形态的宪法权威,其表现是宪法对于社会关系主要参加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其状况取决于深层社会历史条件的成熟程度,其树立和维护的途径是宪法变迁。在我国现阶段,亟待树立“宪法至上”和“宪法也是法”的观念,正确处理宪法与改革的关系,尽快建立健全有关机构和宪法解释、修改、控诉及违宪责任的制度,从而确立和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论宪法意识

宪法意识是制度与社会生活联系的纽带 ,体现了宪政和法治精神的现实化过程。宪法意识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 ,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行提高公民宪法意识水平的教育 ,以增强和深化公民的宪法意识。     

对加强党政一把手监督制度建设的理性思考

党的十七大指出，反腐倡廉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构建惩防体系的重要内容与措施。实践证明，制度更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稳定性。对于我们这个拥有数百万基层组织的大党来说，加强制度建设是一项根本工作和长期任务，其中，严格落实对党政一把手监督制度对反腐倡廉建设更为重要。     

在实践中形成的宪法——兼谈日本宪法第9条

制约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只是宪法的一面，而国民作为主人公，发挥能动性则构成宪法的另一面。护宪派从宪法的社会契约性与普遍的价值性出发认为不应修宪，而修宪派则以日本宪法在制定程序上存在问题为由主张修宪：他们的问题都在于将法律文本绝对化，而宪法，并不仅仅指的是成文的法典，而是与宪法内容相关的各种法、制度、习惯的全体，是人民通过主观能动的政治实践活动形成的宪法。     

论宪法的最高权威性

宪法的最高权威性,是宪政史上历来为一切统治阶级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在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执行新宪法的过程中,在理论上弄清宪法的最高权威性的内在根据、重大意义和怎样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等问题,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现实意义的。 一、宪法最高权威性的内在根据 权威性是法律尊严的表现,凡法律都有其一定的权威性,宪法则具有最高权威性。宪法的权威性不是凭空形成或随意确定的,而是有其内在的根据。 首先,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是适应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的产物,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