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在实践中的和解

规律性与能动性之间存在张力,前者"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后者则要求把人的主观意志楔入客观历史进程。问题在哲学史源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康德提出自由与必然的对立,黑格尔试图在精神运动中,让自由与必然合二为一以解决问题,但对现实毫无触动的解决是抽象的无。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原因在于讨论问题的立场是认识论的。正是在实践本体论立场上,马克思把对立置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上,把自由与必然分别转化为能动性和规律性并使之具体地和历史地统一于实践。     

论“苦役踏车”蜕变的客观必然性——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嬗变及GDP崇拜的反思

GDP崇拜不仅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更通过笼罩在其阴影之下并作为其实现形式的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基本模式的"苦役踏车",造成了当今世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地分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两个范畴,在人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正在逐步实现向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嬗变。这种嬗变必然导致以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工业文明向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基础的生态文明转变,必然导致工业文明的发展观GDP崇拜向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观转变。而GDP崇拜的实现形式——"苦役踏车",也必将蜕变为符合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观的可持续的、多样化的、生态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及消费方式。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以赛亚·伯林的"现代性"

从价值多元论和反启蒙立场出发,以赛亚·伯林拒斥现代性.在他看来,启蒙的理性主义一元论必然导致吊诡的现代性:一种经由理性思考的现代性构想只有依靠非理性的方式才能实现.然而,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并不否认启蒙的影响.他承认启蒙之后,人类必然要脱离传统社会而进入一个"新时代".自发性、多元性是这个"新时代"最基本的"现代性"特征.     

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及其深层动因

西方法治思想内蕴人类的自由精神,体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在西方法治理念演进的历史上,从法治自由价值理念的萌生,到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法治价值的突显,再到现代西方法治因对人性的背离而产生的危机,都与人自身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从人自身发展角度上审视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发展,可以看到其演化的深层动因.人类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法治的萌生,人类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促进了西方法治核心价值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人类理性的过度膨胀使得现代法治危机重重.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走出困境则成为西方法治发展的当代命题.     

论马克思人类发展观的科学认知表述和人本评价表述

本文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人类发展观的科学认知表述，这一表述强调的“物质生产活动”仅仅是人类发展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将此视为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必将陷入“唯经济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是人本评价表述，它规定了马克思人类发展观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终极意义关怀。所以，作者不同意将马克思的人类发展现仅仅归结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应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的自由发展观协同互补起来。由此，文章进一步认定：在马克思的人类发展观中，人是本、实践是中介、自由是最高价值追求，故可谓之“人本实践自由主义”。     

原罪与自由意志--论奥古斯丁的罪-责伦理学

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不仅开辟了哲学的新维度,而且首先为伦理学奠定了新的基础,使伦理学不再仅限于充当"生活指南",而是承担起确立人的绝对罪责、绝对权利和绝对尊严的根据这一使命的学问,开始了伦理学的历史性转向.而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则完全是出于他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信仰和理解.如果说对自由意志的追问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的觉识,那么对自由的这种觉识首先是哲学从基督教信仰开显出来的.对人的自由的全面自觉是近代启蒙哲学的核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遥远地召唤了近代哲学.     

卢梭自由的丧失和重建——论卢梭的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

卢梭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自由问题占据了他思想的核心地位。他将自由看做人的本性,在对自然状态下人的孤独平等的自由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后,揭示了奴役和私有制的出现是人们丧失自由的根源,并进一步提出了在社会状态下如何重建自由,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的构想。他的自由思想也有着超越时代的感召力,对于今天我们的政治理论建设和实践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寻找人生存的价值基础——霍克海默技术批判理论探析

霍克海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技术的批判:其一是从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角度批判工具理性只关注效率、功用、计算、手段,而消解了人生存的价值基础;其二是从启蒙与神话的关系的角度批判启蒙理性由批判理性、解放理性走向其反面,而成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奴役理性,造成了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奴役;其三是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角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进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关注人类生存的处境,重新确立人类生活的价值基础。     

德性秩序的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学意义

启蒙现代性智识所指引下的世界秩序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既有国际事务裁决的道德标准。这种标准更多的是基于政治的或经济的衡量，仅能够反映个体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利益却无法反映个体对于公序良俗、美好生活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深刻反思了这种理性至上的伦理思维，人类的文明实践指明人类需要兼具理性与德性的伦理基础，全球政治实践需要理性思维，亦需要崇高的道德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了人类构建公序良俗的“公正世界”的蓝图，有效地克服了启蒙现代性理性至上的伦理思维给予现代人的人文危机，勾勒了人类美好生活的未来愿景。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国初年县知事考试述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尽管县知事考试的实效不大 ,且依然不能摆脱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 ,但它已初步具备现代文官考试的雏形 ,这体现在它有现代性的考试内容以及一整套考试、录取、考核、管理等章程。     

君忌而臣危--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

作为君臣关系理想模式与良性状态的对立面,唐人小说又有相当的篇幅表现了君忌而臣危这种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这是道德层面的恶与人性劣根性的丑交叉作用的扭曲表现.唐代士人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从前朝旧事、本朝新事和写实笔法、艺术虚构等多种角度表现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内涵和超时空的认识价值.     

加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认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积蓄后劲的紧迫要求,也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作出的必然选择。要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遵循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的同时,还必须遵循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规律。具体为: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规律;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大起大落的规律;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规律;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把握引进、消化、吸收和提高创新能力的规律;梯度推移、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的的规律。这些规律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较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内容更全面,更广泛,更加注重结构的变革和"质"的提高,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因此,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系统工程,必须抓住重点,从七个方面"转轨变型"、总体推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从高耗型向节约型转变;从线性型向循环型转变;从守业型向创新型转变;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清道咸年间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时代特征

清代道咸年间的边疆史地学研究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内忧外患与时势的激荡下 ,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趋势和新特征。在这一时期 ,中俄边疆史地研究兴起 ;西北边疆史地学空前兴盛 ,并且与蒙元史研究相并发展 ;边疆史地研究中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 ,方法上注重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并且 ,此一时期边疆史地研究呈现出的空前的忧患意识和世界性意识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