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太极”相关概念之哲学内涵

中国哲学中有一些与“太极”相关或者延展的概念,如“太一”、“大一”、“太始”、“太初”、“太恒”、“太和”、“太易”、“太素”、“太朴”、“太质”、“太虚”、“太玄”、“太乙”和“无极”等等。本文对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进行了一定的疏理和解析,揭示出其中的哲学内涵,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论老子的养生之道

论述老子的养生之道,就要着重阐述老子的养生目标、养生原则和养生方法。老子把“长生久视”作为自己的养生目标,把“道法自然”和“内外兼修”作为自己的养生原则,通过“慈爱”、“俭啬”、“不争”、“道冲”、“抱一”、“守中”、“致柔”、“清静”、“周行”的养生方法,达到“修道而养寿”的境界。     

试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

官文化、士文化和民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内在结构,在中国传统绘画、文学、音乐、建筑中得以外现。在审美文化层面上,绘画有“错采镂金”、“气韵生动”和“艳俗之丽”之分,文学有“道根文枝”、“得意忘言”和“俗而易晓”之分,音乐有“乐通伦理”、“声无哀乐”和“俗声俗韵”之分,建筑也有“皇家气派”、“造境天然”和“民俗风格”之分。在精神境界上,士文化所求的是“意境”的道禅至境,官文化所求的是“载道”的儒家之境,民文化所求的则是“从俗”的墨家体验。     

探析孔子的“仁爱”思想其和谐社会理念

孔子的“仁爱”思想和“仁学”体系,构建了以“克己复礼”为基础、以“仁者爱人”为核心、以“为政以德”为准则的和谐社会理念,为社会的政通人和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践行路径,对我们今天“修己”、“教人”、“处世”、“理政”及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仍不乏启迪和教益.     

人民政府的良心与法治政府的道德——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道德之维

多种理论和逻辑在支撑着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人民”政府应该是有“良心”的政府,“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道德”的政府。“人民”政府的“良心”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是“有耻有格”的政府、“服务”的政府、“公益”而没有“私利”的政府、“讲理”的政府、“光明”的政府、“有责”的政府和“感恩”的政府。“法治”政府的“道德”主要体现在它应该是遵守法律的政府、尊重权利的政府、维护人的尊严的政府、正视人性的政府、理性民主的政府、谦抑克己的政府和宽容忍让的政府。中国社会有必要从建设和培育党政官员的私人道德与良心、公共道德与良心、职业道德与良心,以及强化和培育党政官员的常人关怀与平民情感等方面来建设和培育“人民”政府的“良心”和“法治”政府的“道德”。     

关于我国城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以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为元概念,建构当代城市化进程研究的范畴群,有助于揭示大都市、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形态、功能和本质上的巨大差异,是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复杂内在机制与真实背景,以及制定层级分明、具有分类指导功能的政策制度和路径的大前提.“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机制与内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和形式.“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木之本”和“水之源”,“扩大内需”是“城镇化”的“孵化器”和“加速器”.“现代化”是中长期战略目标,“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城镇化”在中国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和和枢纽作用.积极借鉴欧美经验和认真吸取拉美教训,应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在参照别国发展道路时的一个基本原则.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子》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贵无”、“贱有”。之后的裴頠、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中和:刘歆哲学思想的核心

刘歆的“中和”思想主要表现为:“和”、“谐”、“中”,认为“中”能使万物“生”、“成”,不“中”则不能“生”。强调“中”与“生”的必然联系,是刘歆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     

张之洞对近代化追求的政治文化特色新论

张之洞在“经世”—“洋务”的路上后来居上 ,“最乐道”“中体西用” ,为“务通”、“务本”力言、力行 ,在晚清大员中罕有比匹。用多维的辩证分析、综合的复合性思维透视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作用是两重性的 ,但其主要政治品格是一种应对“大变”、“全变”历史趋势的新的“不变”论。“中体西用”论是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整合心路历程上的一座“幽巷”和“迷宫”。生动活泼和不断推陈出新的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整合 ,不宜也难用“体用”这类带有单一、单向思维定式特征的传统范式去规约。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动词界性分类试说

动词可以根据其表示事物性质还是事件进程分为“属性关系动词”和“活动事件动词”。前者不具有过程特征,都是无界动词;后者具有过程特征并且可以根据其相对界性进一步分为“起始”、“持续”、“活动”、“活动-事件”、“事件”、“达成”和“完结”七类。它们从“无界”到“有界”形成一个连续统。如果只从“有界”“无界”考虑,汉语动词则可以大别为“无界”、“有界”和“跨界”三类。“V+了+时量短语+了”格式中时量短语的所指随V的“有界”“无界”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跨界动词套入该格式必然产生歧义。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中国"三"文化研究论纲

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文化,既是一种“数”文化,又是一种“世界观”文化、“方法论”文化,还是一种关于“思维方式”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文化。本文从事物的空间结构、时间和逻辑顺序、事物的联系和转化等六个方面用十二条原理进行了论证,指出“三”文化是21世纪应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世界观文化。“三”文化是研究事物“第三状态”的文化,这种“第三状态”大致包括“立体状态”、“中间状态”、“中行状态”、“中介状态”、“统一状态”、“发展状态”、“结合状态”、“互动状态”、“和谐状态”与“创生状态”十个方面。与“三”文化相适应的一系列“三”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化解各种矛盾、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论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理念是关于世界“和合”生存发展的理论、规律、原则和方法的知识系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贯穿中华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和全部历程,包含世界“多样性统一”和“冲突与融合”基本存在方式,以及系统构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和合”理念的形成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生产方式、文化传统、时代使命和杰出人物等深层原因。“和合”理念无论对新时代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中国创造了继承和创新“和合”理念的成功经验。     

不断创新发展的艺术与传媒学院 完善齐备的硬件设施 国内一流的办学条件

艺术与传媒学院重视学生艺术创作能力的培养,为实验教学和艺术创作建设了“影视制作实验室”、“动画设计实验室”、“手绘造型实验室”、“三维动作捕捉实验室”、“平面设计实验室”、“环艺设计实验室”、“材料实验室”、“网络管理实验室”、“摄影实验室”、“电视摄像实验室”、“陶艺雕塑实验室”、“广告实验室”等,     

中国近代知行范畴的嬗变

文章从“知”的内容和“行”的形式、“知”的主体和“行”的主体、“知”的形成和“行”的过程、“知”的作用和“行”的作用这四个方面 ,概括了中国近代哲学知行范畴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轨迹。     

从《金瓶梅》、《红楼梦》等看宋元明清汉语“洗涤”语义场

宋元明清时期,汉语“洗涤”语义场在所考资料中存有12个义场成员——“沐”、“浴”、“澡”、“盥”、“浣（瀚）”、“濯”、“洗,”、“涤”、“漱”、“淘”、“荡”、“涮”。义场格局发生了丰富的变化。有旧词的消亡、旧词的复出、新词的产生和原有成员的发展演变。     

藏传佛教各教派称谓考

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在汉文史料中又有“喇嘛教”、“西藏佛教”和“藏传佛教”等称谓,藏族自称为“桑结却鲁”或“囊伟登巴”,意为佛教、大乘佛法。“喇嘛”这个名称在汉语中被广泛应用,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实际上“喇嘛”是藏语的读音,意为上师或上人,不仅可用于僧人,而且也可用于恩师、德高望重的其他俗人。所以把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是不符合其教义和教理的。因藏传佛教各教派在身着的袈裟、配戴的器物以及持守的教义、修持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教派。这些藏语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称谓,例如“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等等,却在汉文史料中被称为“红教”、“白教”、“黑教”、“花教”、“黄教”等等,与藏传佛教本身的称呼有了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