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游侠诗看唐代游侠及侠文化的新变

从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唐代游侠诗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游侠大量聚集于都城长安,这体现了长安都城文化对侠文化的包容;二是游侠与边塞战争的结合,这表现了侠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互补与回归;这些特点均体现了侠文化在唐代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论游侠传统与曹植游侠精神气质的形成

游侠在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但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稳固社会秩序的形成,游侠之风渐趋衰微。到汉末建安时期,曹植由于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情等因素的影响,仰慕游侠,形成了极浓的游侠精神气质。在侠文化渐趋衰落的时候,曹植以自己的咏侠诗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将实存侠变成了精神之侠,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     

唐代的游侠与游侠诗

唐代游侠可分为真侠、豪强侠、流氓侠 ,唐代游侠诗对游侠这一社会现象作了全方位的反映 ,而这种反映与现实世界中的游侠和人们观念中的侠都有一定出入 ,究其原因在于侠文化观念、现实、文学各个层面交互作用和游侠在唐代社会的象征地位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侠义精神在《三侠五义》中的修正

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清游侠崇尚血气之勇,但更追求忠义;有轻生死重然诺的墨家精神,但更有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做出的一种修正。另外,在《水浒传》中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     

唐代咏侠诗中的游侠群像

咏侠诗是古典诗歌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流品。它产生于汉魏,发展于六朝,至唐达于鼎盛。唐代诗人用慷慨之笔来抒写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将豪迈不羁的精神追求和壮志难酬的不遇悲慨寄托在形形色色的侠客身上。因此,与魏晋六朝时期相比,这些游侠形象更为丰富多彩,更为鲜明生动,主要包括:古代游侠、唐代游侠、另类游侠。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综述

先秦之侠湮灭不可闻,自太史公以史笔序游侠以来,历代对游侠的研究相继不绝。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游侠研究可分为困顿期、突围期和徘徊期三个阶段,呈现出从现实走向文艺的学术关注趋势。虽然每一阶段各有其学术关注特色,但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游侠的身份辨析、游侠精神要义的阐发、文学之侠和社会之侠三个方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侠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关于《史记》游侠的研究也被引入一个更为广阔且系统的文化生态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该论题以往的研究面貌。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研究视野的突围到21世纪以来再次陷入困顿,《史记》游侠研究正面临着"老生常谈"和"边缘化"的双重困境,如何于进退维谷中另辟蹊径,是《史记》游侠研究重建其学术意义的重要思考。     

李益游侠诗中的侠义精神探析

李益是中唐享有盛名的边塞诗人,研究李益诗歌的学者大多把目光聚集在李益的边塞诗上,而对李益的其他诗歌则关注较少。在李益留存下来的诗歌中,保存有十多首游侠诗,由于李益享寿很高,身经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通过研究他的这十几首游侠诗,我们可以品味李益游侠诗歌的特点,感受中唐游侠诗与初盛唐的差别,从而认识唐代侠义精神在时代剧变下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

游侠兴起于战国,兴盛于西汉,于东汉时衰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民不聊生,国家政权衰微,游侠又有了适宜生长的土壤。游侠豪族以及任侠的豪杰,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游侠豪族或建立自己的武装,或依附于各路豪杰,在战乱中建功立业。豪族中的佼佼者发扬轻财重义、互助互利的传统,在共同体内担当了领导责任。以侠扬名的豪杰,靠信、义招聚民众与勇士,成就大业。游侠、豪族、豪杰的行为,共同促进了魏晋南北朝义文化的发展。     

试论唐代游侠诗创作的繁荣

唐代游侠诗创作的繁荣局面 ,首先得益于时代的造化。其次是唐代诗人需要借助游侠的英雄形象 ,抒发自己报效国家 ,立功边陲的豪情壮志。第三 ,唐代诗人普遍具有漫游经历 ,容易使他们滋生侠义精神。第四 ,唐代诗人纷纷投入游侠诗的创作 ,与他们自身的任侠性格与崇侠情结有关。     

从先秦本体哲学看儒家的“显学”地位

先秦哲学对宇宙本体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种，即天本论与道本论。儒家、墨家属于前者，道家、法家属于后者。与古希腊哲学的始基相比，被先秦哲学奉为宇宙本体的天与道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体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先秦仅有的两家“显学”均出自天本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初始形态，先秦哲学与宗教天然合一，儒家、墨家的尊天、祭天满足了人的宗教诉求，在孔子、孟子和墨子那里，天是宇宙本原，也是祭祀对象。这表明，天与道又有差异性，天本论浓缩着宗教情结，有宗教功能，这是道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在先秦同为“显学”的儒家与墨家，在秦后命运悬殊——儒家被独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墨家式微、甚至成为绝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是伦理本位，强调以道德完善的方式与天合一，并且突出天人之间的上下关系，这些迎合了‘宗法等级的需要；墨子崇尚功利，把天人关系说成是互利互惠的平等关系，功利主义旨趣尤其是其平等意识为社会所不容。     

中国先秦时期的素食观

中国先秦时期形成了农业文明时代素食观的基本思想形态,其中有较为明确观点的主要有儒家、道家和墨家。儒家的素食观念不甚清晰,但也为维护社会秩序建立了因礼而设的素食制度,并开始把仁爱理念拓展到饮食文化中,总体上不反对肉食,但主张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食素。道家通过提倡素食达到节性适欲的目的,以此调适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墨家和《吕氏春秋》都提出了论述系统、逻辑明晰的素食主张,其中墨家通过提倡素食来达到节财养俭的目的,以此反对和批判统治阶级的贪婪行为。先秦素食观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当今生态文明时代,先秦素食观既可以也应该通过创造性转化而重获生机。事实上,健康、科学、合理、有文化品位的饮食观才是这个时代我们应提倡的。先秦素食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因子丰富了中华民族饮食观念里面的传统意蕴、民族底蕴和人文涵蕴,既可以也应该成为现代饮食观的有机成分。     

中国传统生死观探析

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的探析中,比较和分析理性主义生死观与非理性主义生死观、享乐主义生死观与重视精神价值追求的儒、墨俩家生死观的异同,挖掘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生死观的传统生死观资源,促进大学生热爱生命,显示生命意义,提升人生境界。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探析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人伦的特点,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转变和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这其中,周初人天关系论、儒家大同论、道家出世说、墨家兼爱互助思想在交互辉映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的追求,并为以人为本提供了民族文化资源。     

也论墨学中衰的原因

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墨学一度同儒学并驾齐驱、分庭抗礼,并称＂显学＂。秦汉以后,墨学作为思想体系和学说逐渐消失、淹没,其终结的原因成为墨学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章遵循余英时先生内在的理路研究方法,从墨家思想内部来寻求终结的原因,认为墨学骤衰主要在于缺乏超越突破与问题意识。     

因时而变：回族知识分子与墨家思想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将佛教和道教视同如先秦时期的墨家,都是一种异端,它们与儒家的伦理观念是相悖的。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墨学研究的兴盛,成达师范学生王国华在比较了儒家、基督教和墨家的人生哲学之后,肯定墨家,认为墨家与伊斯兰教有一些契合之处。对墨家的否定与肯定,反映了回族知识分子能够因时而变,既能尊崇宗教信仰,又能够适应社会思潮的变化。     

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化审视

中国传统人学论说因与封建政治体制相融合而走向了道德化,使之包含的批判精神难于实践。因而必须从文化源头上探析中国传统人论的内涵,进而从儒学思想核心命题之转变及其与儒、墨、道各家的贯通中,揭示中华文化中包含的人学思想。对中国传统人论的去道德论的分析,就是走出人的论说的道德范围,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中分析对人的认识和诉求,并把握其发展趋势,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把握人学思想的历史演进和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