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性灵说的缘起与发生

性灵说曾主文学发展的创作路向。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很多文学家以此为创作进路。在萌芽阶段,性灵说始于老庄虚静说,经阮籍、嵇康自由审美说的嬗变,由南北朝文学家开创了性灵文学的创作先河,至明清,由于提倡性灵说的文学家的努力,性灵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流派。一路走来,性灵说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自南北朝以降,刘勰、钟嵘、谢灵运等人主张性灵说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其表现是强调性灵与性情的统一,提倡性灵与佛教心性论相融合,性灵文学带有浓厚的佛学色彩。这对后来李贽与汤显祖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以及清代袁枚的性灵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德学才识"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论

在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文化模式和表情达意的文学倾向中,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心灵素质一直受到关注。中明以后启蒙思潮的勃兴和个性意识的伸张,孕育、催生了一系列完整意义的创作主体说。综合而言,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论讨论得最多的是作家的“德”、“学”、“才”、“识”及其相互关系。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强烈的表意特征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     

林语堂与性灵文学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语堂在创作上已经渐趋丰富和成熟,从而迫切需要在创作理论上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因其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自由主义精神,此时他已在西方众多的哲学、美学思想中,筛选出他所认同和需要的表现主义美学,并经过创造性的综合改造,使之成为他可以应用的理论武器。而当时周作人扬起的“性灵文学”大旗,也与他的性情和兴趣一拍即合。本文着重分析了晚明性灵文学与林语堂创作理论形成的渊源关系,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林语堂性灵文学观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略论公安派性灵说对晚明小品文发展之影响

公安派性灵说对古代散文发展最大的影响是为建构晚明小品文的文学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性灵说从理论上清算了拟古文风的错误 ,破除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 ,确定了“我”在散文创作中的生存环境和自由发展的文化空间。这样就为小品文艺术精神的确立、审美价值的确定 ,和表现艺术的自由发展 ,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推动晚明小品文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晚明文学思想与新文学创造

中国新文学的辉煌,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晚明李贽的“童心说”和明末袁宏道的“性灵说”,他们文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创作中的真情和自然人性。中国新文学大师们的创作都直接和间接地接受了这些影响。这是一种必然,也是艺术的一种至境。     

京派小说的美学追求

京派作家在创作中,远离政治,超越功利,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京派作家讲究文学的品位,强调“自我”和“性灵”的抒写,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接受庄禅哲学中的朴素、自然的美学观,形成了超然、平和、冲淡、缅邈的艺术风范。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胡风生平简要。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公安派诗学的重新考察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 ,公安派与载道派相通 ,都将内容视为作品的基石 ,较为忽视艺术表达。“性灵”一词含义颇多 ,公安派所说的“性灵”偏于私生活情趣。三袁认为 ,表达出了这种情趣 ,就是好诗。“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有其深厚的哲学渊源 ,而就作家气质而言 ,公安派受楚骚传统的濡染尤为明显     

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

李渔小说以其“无声戏”理论为指导，创作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小说作品，在清初小说作家中独领风骚。李渔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改编到独创、从实录到虚构、从道德说教到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飞跃。因此，李渔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貌，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袁枚诗歌理论评述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论诗主张独抒性灵,与赵翼、蒋士铨齐名,号称三家。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首推袁枚。他所倡导的性灵说在当时影响最大,其性灵派也是当时诗歌的主要流派。对袁枚的诗歌理论作一番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对袁枚诗论的研究,许多人都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袁枚的性灵说是一种进步的文艺观,但却把袁枚所说的“情所最先,莫如男女”、“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予最爱言情之作”斥为为宫体艳情诗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奢靡淫逸生活作辩护,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我认为这正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性灵说的根本,也是袁枚对中国古代诗歌     

明清社会思潮对袁枚思想及诗论的影响

袁枚(1718——1797)是清代著名诗人,“性灵诗派”的倡导者。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都是最活跃的。袁枚认为诗歌创作主要是抒发“性灵”:“从《三百篇》至今日,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反对“误把抄书当作诗的拟古主义者,认为只有“解风趣”、“写性灵”的诗人才是天才的诗人。同时,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情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以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性灵文学思想可统称之为性灵论 ,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 ,又可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 ,如王阳明称之为“自得” ,唐顺之称之为“本色” ,李贽称之为“童心” ,公安派称之为“性灵” ,汤显祖称之为“言情”等等。就其不变因素言 ,以心性为核心可以说贯彻各家理论主张 ;就其变化言 ,则诸家又各有其侧重。大致说来 ,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 ,公安派与汤显祖体现了其后期特征。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 ,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此从唐顺之的本色论到李贽的童心说 ,是性灵文学思想发展过程…     

从历史看文学——学习马克思关于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中外许多作家、学者、前贤、先哲,都对文学艺术作过深入的思索和认真的解释,从孔老夫子的“诗教”论述到袁随园的“性灵说”,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的“摹拟说”到康德的“精神力量的游戏”说和黑格尔的“理念的感性显现”说,无不力求展示文艺的真面目,揭示出文艺的“三昧”来。但是,由于他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都是就文艺论文艺,见树不见林,都没能科学地揭示出文艺     

论中西女性写作审美主体的支配性

从中西司空见惯的、约定俗成的两大美学范畴“意境”说和“典型”说 ,从中西文化思维碰撞中的审美主体支配性因素在女性写作中的表现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中西审美思维的可比性中“同中之异”何在这一学界争议不休的问题。比较弗吉尼亚·伍尔夫与丁玲、狄金森与冰心的审美创作个性 ,我们即能看出中西女性审美的“典型”与“意境”的主导倾向 ,看出审美主体的支配性如何作用于不同文化语符信仰中的作家。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 ,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但这并非如一般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 ,仅仅是日本文学的“经验”赋予了中国文学以新的因素。我们更应当考察中国作家在日本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从中国近现代作家的“日本体验”的角度挖掘生存实感的变迁之于文学变迁的重大意义。可以说 ,是中国作家在日本的体验完成了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激活 ,使他们在一个全新的意义上反观自己的世界 ,表达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悟 ,这便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在“清云”与“泥淖”之间——试论汪■祺小说的“存在”取向和内涵

汪澎饔凶抛跃醯拇嬖谝馐?其人其文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文学观念上明净、和谐与痛苦、矛盾并存;创作上交织着田园、性灵与苦难、悲愁等争执抗辩的多样声音;而贯注其中的则是以大地为依托的或而高蹈或而沉重的生命精神。这一切,构筑了作家挣扎在“清云”与“泥淖”之间的“存在的历史”。     

"醉歌犹爱有声情"——论康熙朝诗人赵执信

赵执信是清前期一位开风气的作家,他诗作的坦率张扬和刻露畅达代表了康熙后期新一代诗人的创作倾向和审美理想,为乾隆朝的性灵派作家开了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