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札记四则

屈原生年说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第一节《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论屈原的生年说:他(屈原)的生卒年月日见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子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据《吕氏春秋·序意篇》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知道西纪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数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孩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据日本新城新     

吕氏春秋词汇简论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的最后一部著作。它不但是研究周秦思想文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研究周秦之交语言面貌的珍贵资料。这主要是因为,一、它的成书年代确定。吕不韦在《序意》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这里的秦八年一般认为是秦始皇即位八年,即公元前239年。确定语言资料的年代,是进行语言研究的重要条件,它可以避免一些材料真伪、年代先后的不必要的纷争。二、它是用当时的通语写成。吕不韦在书成之后,曾“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     

试论《吕氏春秋》的自然观和认识论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相吕不韦使其门客所著。全书二十六卷,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纪"“览”“论”各统子目,凡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成书的年代,据十二“纪”末之《序意》篇说,是“维秦八年”,据高诱注,即“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二三九年)。 当时已是战国末期,诸候封建割据的局面即将结束,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即将到来。随着地主阶级政     

关于《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之我见

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吕氏春秋》已越来越为海内外学者所重视。此书在研究先秦政治、文化、教育、军事以及农业史、医学史、心理思想史等方面都很有价值。关于这部书的成书时间,作者在《序意》篇中已经明确:“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本应较易考订。但后世由于纪年推算讹误以及对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所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书成何时,发生分歧。自东汉以来,历代学者虽多考订,然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各有所据,尚无定论。陈奇猷先生对此作过深入研究,他     

吕不韦及《吕氏春秋》悲剧命运探源

吕不韦与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比较奇特的一对君臣。一方面,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后,吕不韦以其“仲父”和相邦的身份辅政九年,并于秦王政亲政前二年编成《吕氏春秋》。此书一出,名噪一时:“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此书正是吕不韦用来教育秦始皇,向亲政前的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

吕不韦是战国末年秦国的丞相,在秦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主编的《吕氏春秋》一书,是准备用作创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的.人们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从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四人帮"把吕不韦同秦始皇之间的矛盾歪曲成"路线斗争",把吕不韦及《吕氏春秋》视为复辟路线的代表和鼓吹复辟理论的著作,则纯属别有用心的捏造.因此,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放马滩战国秦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7幅绘在木板上的地图,分别绘在4块大小相等的木板上。据同一出土的竹简纪年与其它随葬品判明,这批地图下葬年代为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当在战国末期。天水放马滩地图的出土在我国地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经实测保存至     

绝命之书：韩非使秦及《初见秦》相关问题考证

韩非使秦之年，学术史上有秦始皇十三年(韩王安五年)、秦始皇十四年(韩王安六年)二说，一年之差主因《韩世家》和《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记载不同。由记载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秦火焚书历史事件的阴影，也可以看到战国诸国史官记载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角度。《初见秦》是《韩非子》首篇，《韩非上秦王政书》是第二篇开端，此乃韩非绝命二书。《初见秦》作者多有争议，本文从宏观政治立场与微观文本分析两个层次，考证其作者为韩非。     

"五始"的时间政治建构与道义价值诠释——以公羊学"元年春,王正月"为中心

公羊家提倡改制,"元年春,王正月"寓意新王即位当更元建始,以示禀受天命、王权合法、一统于君.重新纪年,赋予其"天地之始""岁之始""人道之始""政教之始""一国之始"之义,倾注以王道正义的价值理念,传递"天下更始""成与维新"信息.从"天端""王政"到"诸侯即位""境内之治",隐藏的是王道逻辑.《春秋》"王鲁""据鲁"...     

《察今》简析

《察今》选自《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的门客的集体著作。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八览每览八篇,六论每论六篇,十二纪每纪五篇,全书共一百六十篇。又称《吕览》。《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类。 《察今》篇系法家言论,与法家大师韩非在《五蠹》中所阐明的“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一致。《察今》强调了因时变法的重要性,说明古今时世不同,制订法令,应明察当前的形势,而不应死守故法。     

《吕氏春秋》评介——兼为管敏义先生《吕氏春秋译注》序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使其宾客人著所闻,集论而成(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就是说,这部书是吕不韦使他的门客,这个写一篇,那个写一篇汇集而成,共十余万字。 此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十二纪》《八览》《六论》。排列很整齐。《十二纪》,每纪五篇,附《序意》一篇,共六十一篇。《八览》,每览应该是八篇,今《有始览》亡佚一篇,所以《八览》只存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今全书共一百六十篇。     

论《吕氏春秋》养生观的学派归属问题

《吕氏春秋》的养生观念主要集中于《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四篇中,关于这四篇的学派划分,陈奇猷先生认为《本生》《重己》系阴阳学派养生之论,《贵生》《情欲》系子华子学派之语。实际上,这四篇皆为道家学派养生观之体现,但也并非完全出于一家之言,一则诸子学说本就有相通之处,不可简单化以某家学说来论之;二则《吕氏春秋》乃是政治形势"大一统"趋势下的产物,其学术特征也随之产生了融合百家的趋势,呈现出驳杂的面貌,也非某一家之言能尽其说。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新考

本文认为《吕氏春秋》是对先秦学术文化带集大成总结性的关门著作，而从多方论定此书是一次性完整地完成于秦始皇六年，即公元前２４１年；且对此书成书年代问题的五年说、七年说、八年说、徙蜀说、分割论等等历来聚讼纷纭之说持否定态度。     

评秦始皇

秦始皇从登基到死亡共三十七年,而看到一统的中国只不过十二年.他幻想保持秦王朝的永久统治,"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谁知转瞬间子孙诛绝,演了一场大悲剧.对于秦王朝的成败变异、秦始皇的功罪是非,最早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军用武器作了回答,喊出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汉初又有人提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此后则是众说纷纭,有褒有贬,争论不休.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存在着种种分歧,本是正常现象.不料二千多年之后,"四人帮"竟把秦始皇抬到吓人的高度,只准讲其"盛",不可言其"衰",人们或则惊愕地望着这个禁区感叹,或则     

"日有八胜"与"天之八时"——汉简《盖庐》词语训释二题

张家山汉简《盖庐》是一篇具有浓厚兵阴阳色彩的兵书,不少内容属于军事数术。文中的"日有八胜",是指六十甲子日中有八个针对特定方位的厌胜日。厌胜日主要是依据五行相胜的原理,将天干、地支分别与五行相配来确定的,与太岁运行轨迹以及周期没有关系。"天之八时"中的"德在土、木、在金"以及"黄秋"、"白冬"所指的具体时间段,也当结合五行学说理解。     

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论秦国的两篇祝祷辞

目前出土了战国时期秦国的两篇祝祷辞,《诅楚文》与《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诅楚文》作于秦楚蓝田之战前夕（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是秦国欲发动鬼神的力量以战胜楚国,在神灵面前数说楚王罪状、诅咒楚王的文字。《秦曾孙骃告华大山明神文》的作时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之间,是秦骃因自己病重而向华大山祈祷自己能够康复的文字。两篇都属于祝祷辞中的策祝一类,前者祷战,后者祷病。两篇都对前代祝祷辞有一定继承,但同时又有了较大发展。     

《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四年事试析

《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四年所记之事与他处并无歧异之处 ,这几段文字不需要改序或改字来求解。二十三年所虏之荆王并非负刍 ,而是昌文君。它所反映的是当时反秦斗争的激烈和楚国当时的国内状况。     

先秦诸子“王道”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先秦时期的"王道"追求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政治文化现象。不仅儒家极力推崇,其他诸子各家也纷纷打着"王道"的旗号,对于重建现实政治、社会、道德、思想秩序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吕氏春秋》适应战国末期大一统的形势要求,以"王治"为主旨而博采众家之长,虽然其理论没能被秦始皇所采纳,但在秦亡汉兴之初备受重视而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如此促使汉代的学者更加主动地从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角度来思考诸子学派之间的关系。刘安全面仿效《吕氏春秋》而作《淮南子》,董仲舒重新整合各家思想创立了"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论。"王道"思想诞生以来,深深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