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

学术界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看法不一，本文就作为宗族社会经济基础的族产作了考辩。作者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的徽州从未中断，不过自明中期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了众存族产和祠产并行交叉、一消一长的发展局面。由于族产在明清徽州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它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封建宗族关系，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对封建制度解体起了阻碍作用。     

兴化垛田的历史渊源与保护传承

垛田是江苏中部里下河腹地的兴化地区一种特有的农业文化遗产.它是由当地先民在湖荡沼泽地带开挖河泥堆积而成,状如小岛,物产丰饶,景色旖旎.垛田是在当地生态环境剧烈变化下,为适应防治洪涝以及人口快速增长而创制,至今已有600年左右的历史.近年来,由于受到现代化与城市化等的影响,垛田在地形地貌、传统技术与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受到较大威胁,甚至有濒临消亡的危险.要保护和传承好垛田必须深刻认识其价值,在此基础上积极组织申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打造开发生态旅游,并且做到合理规划,密切监测,才能走出一条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和谐发展之路,并传诸后世.     

论明清乡族势力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国家。比欧洲早约三个多世纪,宋代就已有其雏形。至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它没有象英国那样,资本主义萌芽后,即迅速成长起来,而是步履艰难,始终没有扎稳脚跟,没有确立起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当然,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乡族势力对经济的影响对此作些粗浅的分析。     

江苏兴化地区垛田的起源及其价值初探

垛田是江苏中部兴化里下河水网地区独有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与农业景观。当地人民在湖荡沼泽地带开挖网状深沟或小河的泥土堆积成垛,垛上耕作,形成垛田。本文从有关垛田的神话传说出发,依次考证了垛田的形成原因与起源时间、垛田的特点与优势。在此基础上对垛田的现状和价值作了比较深入的解读,为垛田今后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借鉴。     

论明清纳西族家族文学

[提要]明清时期纳西族文学家族兴起,出现了丽江土司木氏、大研桑氏、大研牛氏、大研杨氏、石鼓周氏、黄山杨氏、束河和氏七个文学家族,共计三十人,一门能文,簪缨彩笔。其形成原因与当时的自然生态风貌、政治制度的推动、文教事业的发展、文学家族家庭环境四个因素最为密切,纳西族文学家族创作颇丰,文学创作较为全面,民族特色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明清时期纳西族文学家族贡献卓绝,既为纳西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又利于保存、弘扬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为我们进一步阐释纳西族文学家族的内在核心创作价值提供了宝贵经验。     

试论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教育作用

科尔沁蒙古族作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有着13世纪至今的悠久历史及文化,其艺术更是当今学者颇为关注的历史遗产。其中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作为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所反应的内容也丰富多彩。如：民族的历史文化、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杰出的英雄人物、重大的社会事件,甚至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礼仪等等在叙事民歌中都有鲜明生动地体现。特别是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具有多方面的教育作用。本文主要从文化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来试图研究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教育作用。     

试论地理环境在周族兴起中的作用

公元前一○六六年,兴起于渭水流域的周族小邦,以寡胜众,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原达六百余年根基悠久的殷商王朝,使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周兴殷亡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原因复杂纷繁,历代史家列论,地理环境不失为重要条件之一,故本文拟从人文地理学角度探讨地理环境在周族兴起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河西垦田面积考实

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就是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也是中原王朝向西发展的根据地。从汉武帝建置郡县起,历代封建王朝无不重视河西的经营。明清两代,更致力于河西的开发。本文试就垦田面积的发展这一侧面,探讨明清时期河西的开发状况。 (一)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进军河西,随即在这里建置卫所,驻军屯田。从洪武至永乐初,设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皆治甘州,今张掖)、肃州卫(今酒泉),山丹卫(今县)、永昌卫(今县)、凉州卫(今武威)、镇番卫(今民勤)、镇夷守     

试论明清人事行政制度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代王朝在国家人事行政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特别在明清这两个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近500年的历史中,尽管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少弊病,但毕竟在选拔官吏、考核奖惩、监督弹劾、离退休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人事管理制度,作为历史遗产,其中仍有些精华应该认真去挖掘、研究,有些糟粕应该严肃地进行批判。     

构成明清徽州名族的诸种因素

明清时期徽州名族的构成、延续,是致力于文化教育,造就仕宦绅衿,在他们主导下实现宗法性伦理,又得力于贾而好儒的徽商的经济支持,进而建立符合主流社会要求的孝友睦族睦邻人际关系,建设族内和社区公益事业,稳定区域社会秩序;以文化学术的杰出贡献而提升自身素质和社会知名度,坚持良贱不婚原则而保持名族声誉,并在族内、族际纷争刺激下努力克服自身机体内的赘瘤而持续发展。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试论外贸联营企业的作用及发展方向

本文认为进一步鼓励工贸、农贸之间的联合、组建外贸联营企业,走贸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外贸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然趋势.文章以上海外贸行业为例,论述了发展外贸联营企业的必要性、政策扶持及其发展方向.     

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

明清时期江西兴起了一批较具特色的新型市镇,其中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人口约达万人以上,商业活动遍及全国,在江西工商业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人誉为江西四大镇。(同治《清江县志》卷四)江西四大工商市镇的形成和发展,是宋元以来农村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长期发展和城乡交流日益扩大的结果。对四大     

试论明清时期盛泽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有明一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江南地区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经济现象,这就是太湖流域市镇经济的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而今天的史学界在谈到这些问题时,都引用“盛泽镇”这个典型例子。确实,盛泽镇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生产发展而兴起的一个商业巨镇。那么,它是怎样从一个湖荡小村发展成为一个“居民蕃阜,以绵绫为业,商贾贩缯,远近辐集”。的大镇的呢?它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如何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对这个镇的发展有个全面的了解。     

明清洲田与芦课制度的运行

明初,在镇江至九江的江洲上就近砍割芦苇,由工部执掌,以上供物料的方式供应朝廷之需。由明迄清,长江中下游的江面芦洲经历三次重大制度调整：第一次,弘治元年（1488）,主要针对镇江至九江段芦洲。南京工部设立芦政主事,在剥离各类芦洲后,对大部分芦洲征收芦课,正式确立芦政制度。其间经历芦柴的折银化等过程,芦洲之征亦从上供物料转变为“课”;第二次,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重新整饬芦政体系,芦课以原额的方式仍由南工部执掌,其他大部分芦洲租课上交户部管理,充作边用,此次清查涵盖整个长江中下游江面芦洲,在此过程中,“洲”变为“洲田”,但由于芦洲仍然保持着官有属性,芦课的“租课”性质并未改变;第三次,自顺治三年（1646）开始,芦课在江宁芦政衙门专司与地方官征解藩司间数度摇摆,至康熙十年（1671）,最终形成全归户部管辖,由地方官征解藩司的格局,芦课由“课”转变为“杂赋”。     

试论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特色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特色主要有:一、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空前发展;二、明清时期占绝对优势的海外贸易受西方排挤,但仍有物美价廉的竞争实力;三、明清时期,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以禁为主,实际的海外贸易不乏出现高潮;四、明清时期把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发展到了极点。     

试论明清陕西的商路建设

明清时代是陕西商路建设发展较快的历史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中西部贸易通商联系的加强,使陕西形成以武关为正道,以潼关为孔道,以大庆关为隙道的商路网络新格局,并开始从以会城西安为中心的官路系统中独立出来,由此而促成了陕西明清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龙驹寨、凤翔、汉中为座标的市场网络结构的形成     

试论明清晋商公益伦理思想

公益伦理的核心立足于公共利益和众人福利,但是可以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诉求。晋商公益伦理大体可分为商捐官用、宗亲慈恤和乡友济困三大类。从晋商群体从事的各类公益活动中可以看出,晋商公益伦理具有习儒者较为热心公益、特别照顾受助者尊严、注重周济的可持续性、受善恶报应思想影响等一些共性特征。晋商公益伦理的形成是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和山西本地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晋商的公益救助对象从宗亲到邻里路人,从平民百姓到官宦皇族,晋商与上中下层民众都保持了良性互动,既拥有了财富,又赢得了社会名望与地位,还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民风淳化。这对建构现代商业公益伦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明清之际 ,以传教士为桥梁和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分三个时期 :从 15 82— 16 4 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 ,16 4 4— 172 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 ,172 3— 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种双向交流 ,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且也促进了欧洲人全面认识中国     

明清福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乡族组织

福建民间的宗教信仰与家族制度的关系至为密切,而这种与家族制度关系密切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带有浓厚的实用功利性色彩。从整体上说,福建民间的宗教信仰,也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型:一、从西方传进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等其他教派);二、伊斯兰教(回教);三、佛教;四、道教;五、各类神魔鬼怪。但由于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家族制度的价值观念差异甚大,因此这两种宗教历来受到福建大部分人民的强烈抵制,社会影响比较微弱。许多家族甚至在族规、告示中明文禁止族人奉仰基督教。妇福安县甘棠堡的林、陈、郑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