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

洛阳新出土的花献墓志揭示了唐代后期洛阳一个家庭的景教信仰以及洛阳景教徒的生活点滴。花献及其家庭既信仰景教,同时又遵循汉地儒家的行为规范,体现出中古洛阳多元文化的影响。花献及其妻安氏的墓志由僧人文简撰写,反映了当时洛阳佛教与景教之间的关系。     

昭陵

昭陵女骑马俑昭陵女骑马俑昭陵壁画飞白书昭陵壁画三梁进德冠昭陵@张晓龙     

唐史札记二则

之一:东都分司御史台职责独"实化"小析唐代称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都(陪都)。因此洛阳拥有一套和长安相同的官僚行政系统,但由于种种客观历史原因东都洛阳的官僚行政系统逐渐成了"不关政事而食其禄"的状态,尽管东都的行政官僚系统架阁之势已成,御史台职责却未彻底虚化。为什么它成了独秀于林的木呢?     

洺州降唐史释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五月,窦建德在虎牢兵败被俘后,洺州的去向是关键的一举,它决定大夏的存亡,也集中反映大夏政权内部各种势力的动向。《通鉴》卷189《唐纪》高祖武德四年五月条有云:时,建德余众走至洛州,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还向海隅为盗。(齐)善行独以为不可,曰:“隋末丧乱,故吾属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土马精强,一朝为擒,易于反掌,岂非天命有所属,非人力所能争邪!今丧败如此,守亦无成,逃亦不免,等为亡国,岂     

敦煌新出土《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三

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西域历史、府兵制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志文记载可补史籍之阙。     

补正

《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刊登的署名祁志祥的文章:《从现代性审视〈文心雕龙〉文学观念的民族品格与时代特征》,该文为"2011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优秀论文"。特此说明并予以更正。     

唐史“武周革命”试探

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武瞾改唐号曰周,史称“武周革命”。这一次李唐王朝的政变,就其阶级实质而言,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但也混杂着商人阶层及城市劳动者的争斗因素。前者有人已作过介绍;而后一事实却往往被论唐史者所误解或忽视。现在仅个人的一些初步体会,就正于专家与读者。我们为了阐明“武周革命”的社会性质。首先探讨一下武后家族的渊源。伪托钟辂着“续前定录”云:“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时游洛下,人谓为猴颊郎,以     

宋人笔记中论唐史之风

宋人笔记中虽常标榜以自娱和笑谈为写作动机,但内容却显示出宋人积极的论史意识。在两宋强调以唐史为鉴的时代氛围中,宋人笔记中也出现了大量记述唐史的篇章。因为笔记体短小精湛、灵活多变、不拘一格,所以,宋人笔记中记述唐史的形态也独具风格,即评诗与论史相得益彰、补史与衍史相映成趣、考史与辑史相辅相成三个方面的风格特征。     

一点补正

编辑同志: 我的《日本现代化的资本积累与投资布局》一文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年第二期发表后,最近发现最后一段数字(116页)在计算方法上不准,应改为“1968年到1973年     

唐太宗讨论会在昭陵博物馆召开

由中国唐史学会发起、昭陵博物馆主办的唐太宗讨论会,于1984年10月在昭陵博物馆召开。来自全国十个省市的唐史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唐太宗与“贞观之治”为主要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使唐太宗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一)与会同志认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唐太宗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大家列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同东西方各国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史实,对这种看法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二)“重农抑商”历来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经济     

理论的活力与中国唐史研究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唐史研究,是一个竞相跃动而又百家争鸣的前所未有时期,也是一个披荆斩棘而又步履艰难的走向转折时期。这种研究破除了十九世纪旧史学界回味古香、缠绵榜徨的沉闷局面,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气象。然而,它却是惊人的单调和贫乏。从史学突破的深度和拓展的广度去考察,如果没有理论作先导,就不可能放开视野开辟新路,获得生发鼓荡的发展。据此,我认定理论是中国唐史研究向前推进的根本动力,理论的生命     

朱次琦札记补正

晚清大儒朱次琦于光绪初年曾就当时"马嘉理案"及清廷相关举措写下一些札记.朱次琦去世15年后,他的学生简朝亮1897年编成《朱九江先生集》,收录了这些札记.其中一则是:"派员往英之事,何辱国至此!□□可谓无人!□□身系安危,先自屈辱,损中国之威,长□□之气,天下何望矣!……"朱次琦对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定中英《烟台条约》很失望,认为派专员去英国道歉是奇耻大辱.     

两点补正

编辑同志: 读费刊八○年第三期所载《〈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作者朱星),发现两处错误: 一、文中述:“民国元年……梁先生那时只二十岁左右,……那时马相伯是六十一岁”按,马相伯生于一八四○年,到民国元年,应是七十一岁。二、文中述:“后撤离上海到桂林,整天坐在竹舆(轿)中,穿山越岭,劳累困顿,就死在桂林,时年整一百岁。”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

胡戟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二十世纪的唐研究》(待刊)展示了百年来唐史研究的巨大进展。胡戟教授在为该书写的序篇《政治卷·概论》中,将二十世纪国内的研究状况分为五个时段做了概括的说明,并对国内外的著作以表格形式分四方面详加列举,指出国内外“总共有近千著作和数逾二万论文刊出,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社会、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各个方面,全面囊括了三十余种制度以及四百上下唐代人物”。     

墓志异名考释

墓志作为一种纪念死者、赞颂功德的幽埋明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漫长。墓志的质地和志主身份各异,墓志文体及志石形制不同,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异名,情况复杂,但实质基本无别。其产生原因和丧葬的产生与志墓习俗、墓志进程的阶段性、形制的不统一性及志墓材料的不同、封建社会中官僚贵族礼仪制度的需要及歌功颂德的驱动、儒释道文化的共存、墓志文体和形制的连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