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术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相术的关系

隋唐时期,相术在社会生活中异常繁盛,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术数。隋唐相者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背景,大致可分成职业相者和业余相者两类,他们所用相法大都以形貌、骨法为主。相术深深植根于隋唐社会的肥沃土壤,广泛应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对当时政治人物的选拔任命或谋夺政权产生了深刻又广泛的影响。阴阳五行是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和方法论,也是构建隋唐相术文化的理论内核之一。隋唐相术既蕴含有一定的科学合理内核,然亦不乏封建糟粕,唯有厘清其精华与糟粕,方能真正揭开阴阳五行和隋唐相术的神秘面纱。     

论王跃文小说审美境界的荒诞意味

王跃文小说既具图书畅销效应又得文坛充分重视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从文化视角审视社会问题、将现实生活内容风俗化的审美眼光和荒诞意味在文本审美境界的贯注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精神深度。在人物命运描述及相应故事情节的展开、官场常规生态及其“游戏规则”的剖析、整体社会环境荒诞现象的描述等方面,王跃文对客观现实的荒诞特征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揭示。象征隐喻性情节的荒诞意味,人物“发疯”、失踪事件和诡异、神秘体验的渲染,融反讽、戏拟于写实性白描的艺术笔调选择,体现出建构荒诞审美境界的主体自觉。以荒诞为意蕴核心的形而上感悟,使王跃文小说形成了既具批判现实主义深度、又有独到精神探索的审美境界。     

"逍遥复逍遥,白云如我闲"——陈白沙"自然之乐"的休闲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休闲智慧--崇尚洒落自得的"曾点之乐",这种生活态度和生存理想又与审美境界内在地相通.明代哲学家陈白沙"自然之乐"的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极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人的休闲智慧:其旷达自适的诗酒之乐、隐逸高洁的菊花之爱、逍遥自在的田园之趣,表现出中国哲人超然物外、天人合一、渗透人间世相、悟出生活真谛后的一种超越自得的生存境界.这种休闲的生存境界,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和谐生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语·学而》首章发微

《论语》一书最早最真实地记录了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构筑起原始儒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思想框架,蕴含着丰富的人生伦理、道德、哲学、政治智慧。它以＂学而＂开其篇,首章即提纲挈领式地概括了孔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端,囊括了终身学习、坚守道义的执着精神,对智、仁、勇三种君子之德的修炼及其境界的诉求。     

试论《白鹿原》中的民间宗法制

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体制是宗法制。陈忠实的《白鹿原》所表现的时代——20世纪初,正值中国民间宗法制社会土崩瓦解的关键期。作者紧紧抓住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和＂白鹿原＂这一典型的乡间社会,准确细致地展现了民间宗法制社会的存在与变迁,揭示了宗法制的扬善又造恶的双重本质以及其没落的必然性。     

适者生存——“民间音乐的佛教化”与京西丧礼中“佛教音乐的民间化”

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由民间社会进入寺院高墙成为了远离尘世、超凡脱俗的佛教音乐,完成了＂民间音乐佛教化＂的改造,而佛事音乐后期则通过民间丧礼走出寺院、回归民间,经历了＂佛教音乐民间化＂的再造历程。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的两种转换互渗均以调整自我,满足不同环境、不同人群、不同时代的不同需求为动因。民间音乐因为寺院庙宇、僧侣信众服务而变得＂非哀非乐,不怨不怒＂,佛教音乐则又因为民间市井、俗人百姓服务而去净去雅、逐渐俗化。因此,不论是＂民间音乐的佛教化＂,还是＂佛教音乐的民间化＂,皆是生存环境迭变和生存原则驱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春秋相术与相术预言

春秋时期的相术有相面、相音色、相性格、相神情、相姿态举止、相言行等,相术将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乃至外在言行举止作为前兆,预测其命运.春秋相术预言有三种类型,即兆果预言、因果预言和不相关预言,许多有简单明确的推理.<左传>中所记载的春秋预言之所以准确率高,确有"后加"者,即春秋人事后诸葛式的传闻修补和作者根据既成史实所作的著述修补,而相术预言中的兆果预言、切中根本原因的因果预言、符合逻辑的推理预言、以社会知识经验为基础的直觉型预言,未必是"后加".非后加的预言具有很高的准确性,是基于预言者的社会知识、政治经验和智慧.     

论中国书法的审美观

在分析书法审美的根源与实质的基础上对中国书法的文化支撑儒释道的审美进行了阐释与比较,提出了书法相对统一的审美观为自然与和谐。并对书法的审美实质、审美意识与方式、审美境界、审美言意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指出书法的审美实质是＂精神关照＂、审美意识是＂澄怀观道＂和＂澄怀味象＂,审美方式为＂直观感悟＂和＂味无味＂。中国书法的审美境界可分为感境界、知境界、识境界、智境界和慧境界;书法的审美言意是＂得意忘言＂。汲取古人的智慧采用赋、比、兴的诗性语言来对书法的审美进行阐释,则是书法审美观在书法意象审美中的必然选择。     

“教化”：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

＂教化＂概念的建构在时间上是一个过程,在空间上是一个系统。它既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又体现了一种境界和理想,表现为合工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既关涉德性的养成,又关涉政治的取向,本质上表现为道德性与政治性的统一。总之,＂教化＂是在个体与社会交往互动的基础上,使一定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政治要求,有效传递给社会中的个体并内化为自我的内在品质,在普遍性认同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     

不事雕篆 取法自然——论王若虚文论中的“理”

本属哲学的范畴的＂理＂,在宋金元时期成为经学家和文学家共同关注的对象,金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若虚以经学为根基,兼顾文学与史学,故而＂理＂亦成为其文学评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受金代文学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及其学养、经历的独特性之影响,王若虚文学思想中的＂理＂既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经学的色彩,又体现出迥异于理学家之＂理＂的文学特征。     

文化诗学视域下王国维"境界说"之再思考

王国维＂境界说＂是中国近代文艺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歧义重生的概念。把＂境界＂抽象地置入西方理论资源或机械地利用传统诗学来加以读解都无助其概念内涵的清理。我们既要注意＂境界＂作为审美理想论审美价值判断的意义,又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境界＂概念所指的建构。这也符合利用文化诗学阐释王国维＂境界说＂方法论的要求与旨归。     

向死而生：论“贵生”教育之生死二律背反

＂死＂具有丧失生命之生物学意义、有当下之否定社会哲学意义、有生命升华和虚无的三层的语义。＂死＂亦具有客观性、复杂性、不可逆性和确定与不确定相反相成之属性。从悖论角度指认＂贵生＂教育的生死之二律背反,明晰其矛盾归属,释放生命智慧,网织死亡境界,完成爱和美的绝对永恒信仰。     

智慧·健康·意志──整体地走近老子的若干断想

老子作为大哲学家，大养生家，大艺术家，以健廉、智慧、意志为契机，铸成了高远、深邃、美丽的人文主义境界。我们应当整体地走近老子。     

金克木先生的学术智慧

金克木先生是一位智者型的学者,他具有一种超越知识的学术智慧。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他的学术智慧略作探讨:一、求知的智慧。他勤于读书,善于自学,注重门径,讲究方法,追求知识的新鲜、精粹、深刻、通透、扎实和应用,注意探究人类思维的异同,体现了一种追求博通的求知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求知境界。二、治学的智慧。他打破了人为的学科门类的界限、古今中外的时空界限和有文无文的载体形式界限,达到了会通的治学境界。三、表达的智慧。他基于自己的学术追求,创造了一种“通俗”的学术语言,既通俗易懂,又高雅不俗,既通连群学,又出入自如,具有某种学术“元语言”的性质。显示了极高的表达智慧。最后,就金克木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的学术异同作了简略的对比。     

母性·妻性·女性——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母亲》中的母亲形象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母亲》以中国皖北农村为创作背景,刻画了一个勤劳智慧、精力充沛、充满爱心的农村妇女———＂母亲＂的形象。小说充满母性的温馨、妻性的智慧、女性的言说。在拂去了历史的尘埃之后,《母亲》以其细致入微而又震撼人心的描写,依然深受读者的喜爱。     

感兴·意象·境界--试论美感的三阶段、三次第

感兴、意象和境界是审美经验范畴。动态地看,它们可用来描述人类审美心理的三个阶段;静态地看,它们又代表了人类审美经验的三个层次。"感兴"范畴揭示了人类审美意识发生时的情形,解释了审美经验从无到有的起始性环节。"意象"范畴代表的则是继起性的审美经验。"境界"乃人类审美经验之最后成果,美感之高峰体验。从"感兴"到"意象"再到"境界",正可较完整地勾勒出人类审美经验之基本环节。这三个源自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充分体现了人类审美活动的观念性质、感性特征和精神深广度。     

女性·身体·大地——《天堂内外》中的“地母”情结

＂地母＂概念意指女性慈悲而宽厚地承受着外力的侵犯,由天生的弱者变为具有天然魅力和身体本能的大地女神。邓宏顺长篇小说《天堂内外》中的女主人公四阿婆,在生殖力、抗争力以及身体美等方面的特征,显示了女性在生命延续、家庭牺牲和社会投入诸多方面的价值,令人生发出一种对生命本源与女性本体的敬畏,散发出夺目的＂地母＂之光。     

历史潮汐中的生存哲学——从张宇小说《活鬼》里的侯七说起

张宇小说《活鬼》成功塑造了侯七这样一个有些狡黠、有些智慧,又能顺时应变的特殊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民间生命形态的丰富性,体现出了民间生命力的顽固与韧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民间文化的新角度;同时,侯七可笑可叹的命运也寄寓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犹豫的境界

几乎每个人都有犹豫的时候,仔细观察,我们便可从中看出不同的境界。孔子无疑是个有智慧的人,可是他坚决不谈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子路向他请教如何侍奉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人死后会去哪里,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竹枝词》里的沪地早期民俗风情

竹枝词偏重于风土习俗、社会百态等内容的描写,使其具较高的社会史料价值。从＂上海竹枝词＂入手研究开埠的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心态,能够更真实地了解上海早期民俗风情的真实形态。在自然经济下,早期上海地区的日常娱乐以就地取材、精于图利为本。社会信仰行活动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交往中的多重性要求。明清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吸引了大量客商与外地人口流入进入,直接导致了上海地区人口暴增,同时也形成了上海居民比较宽容的社会心态。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急速增加与复杂化,催生了上海近代城市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恶习,在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社会道德观念等都受到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