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交往行为理论看隐喻的英汉翻译

本文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释翻译学的理解观,并借此说明在翻译实践这一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中如何有效地解读隐喻。     

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向度解析及当代审思——以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交往实践旨趣为论域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在检视工具理性膨胀的现代性危机的同时,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重建启蒙理性,改造被扭曲的“生活世界”,进而拯救现代性。交往理性所要调节的不是单个主体与被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基于普遍语用学,通过语言行为的交互一致、商谈伦理的解决方案、“生活世界”的意义追寻来建构交往理性。这种突破意识哲学的理性认知框架,以达成主体间的“理性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交互主体性交往范式,扬弃了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扩展了传统的理性观,对交往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但他忽略了交往实践中的物质因素,因此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先验性和局限性。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化交往的背景下,克服交往异化,需要辩证认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弥合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主观能动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思想探析

法兰克福学派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隐蔽的人学逻辑加以拓展和深化,形成了“综合性的人学观”.这种“综合性的人学观”以马克思的“社会性的人”的理论为其基本底色,对以人的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人学进行了批判和补充,深入探讨了潜意识在人的行为和社会文明中的功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革命新理论”.此外,哈贝马斯将传统人学所理解的个人的凝固不变的“自然理性”的本质,创造性地转化个体之间所共有的“交往理性”,并赋予人学理论更为具体的内容.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之进路分析

行为是已经完成的行动,行动则是动态性的、过程性的行为。传统行为理论具有静态性、单主体性和不连贯的意志性,现代行动理论则具有动态性与主体间性。在马克思的交往观中,交往被归结到社会劳动之中。哈贝马斯对行为与行动进行了区分,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行动具有意向性和主体间性,同时对马克思的交往观进行重构,提出以理解为旨向的交往行动理论,并为其在法律领域内的行动———商谈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症结与出路:文学语言研究的新视野

传统语言学认为，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作为塑造文学形象的语言却是一种概念的系统，因此两者之间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观。要使文学语言的研究有新突破、新发展，就必须破除这种语言观，而借鉴自洪堡特以来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语言问题的人文学的理解和解释。这种人文学的语言观给我们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一、“语境”的理论。强调要从多种关系的联系中来理解语言活动中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二、“交往”的理论。阐述如何通过阅读，使作者与读者之间获得沟通、融合乃至发生变化、更新。三、“个性化涵义”的理论。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特殊的使用手法，这是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的一大特征。     

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语言缺乏共通性而难以形成共识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语用学"来重塑人们的交往行为.通过交往理论、话语理论和商谈理论"三位一体"的讨论,哈贝马斯完成了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尽管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其从"对话"与"商谈"的角度来确立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建构方式的独特思路和路径,对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正确处理国内各方面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全新视野.     

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观是哈贝马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对什么是技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批判了对技术进步的悲观主义解释和乐观主义解释.哈贝马斯认为,要区分劳动和交往行为两大领域,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需要公开的不受压制的对话和讨论.具体来说,哈贝马斯认为要处理好技术与实践、科学与政治、技术与社会舆论的关系.哈贝马斯的科技观对于我们看待和处理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性,然而他的科学技术观也充满了道德乌托邦的色彩.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认知演化图景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本质上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看作是人类提升认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其具有"交往行为"特征的认知演化过程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兴趣"为其导向阶段,其中三种"理性兴趣"分别引导着交往的三个方面;"理解"为其发展阶段,理解是交往的目的,要达成这一目的需要满足"交往性资质",即"语言的有效性原则":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理性"为其深化阶段,仅满足"语言有效性原则"的交往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只有将理性融入交往的工具和背景中,才能真正实现交往的合理化。上述三个阶段紧密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兴趣-理解-理性-兴趣"的循环认知过程,唯此才能达成哈贝马斯构建"带有实践意向社会理论"的理想。     

语言学转向视域中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语言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范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在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碰撞中出现了批判、权力和交往三大维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批判理论克服自身过度强调否定性而缺乏建设性的缺陷,并与现代语言哲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哈贝马斯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出了言语交往行为的运行机制和有效性法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交往的话语伦理学,从而带来了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嬗变——论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转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主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重建了理性概念,他试图通过对交往理性的诉求,把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统一起来.生活世界是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三者有效统一的背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则是三者有效统一的中介.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蕴.     

从存在论视域看哈贝马斯哲学范式的转向

现代性状况印证了意识哲学范式遭遇了困境,寻求摆脱困境的路径是当代西方哲学家研究的根本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包容性理性模式还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排斥性理性模式,对于主体性的批判都是主体的自反性批判,因而无法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哈贝马斯提出从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向.在他看来,交往范式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语言为本质的行为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语言参与者的立场使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成为互为对象的主体间关系,从而打破了内在性意识的垄断.从存在论视域看,交往范式虽然从语言角度切入关系原则,以交往理性超越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却由于主体间性的非真实性与交往理性的先验性而无法真正摆脱哲学与现实的困境.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极大程度的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思维方式。但是当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也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吞噬着人的主体性,异化着人类社会。哈贝马斯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思想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去进行极具张力的批判,以语言为基础,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主体间性为核心,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来对“技术理性”做具体的扬弃。虽然技术理性批判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但是这一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警示着当下社会的种种现状,从此基础出发,对进一步探索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在如今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与他国的广泛伙伴关系的联系,彰显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现实意义有着重大作用。     

从交往理性到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重建

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他广泛吸取了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交往理性总体,试图将总体建构成一个经验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     

高校交往德育研究——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交往作为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必要形式也成为高校学生的常态活动,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汲取＂营养＂,丰富我国高校交往德育理论体系,在尊重交往的平等性、交互性和理解性的特点上,通过对话、体验和网络来实现交往德育,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病症。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现象的根本办法是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有三条基本途径:一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二是承认和遵循共同的规范标准;三是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的理论对应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启示性。然而,哈贝马斯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的理论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其中交往行为的合法化问题是哈贝马斯整个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哈贝马斯本人思想的切入点。哈贝马斯一方面沿袭了"交往"概念的历史演进理路,对交往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批判、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基础上,逐步提出交往行动的理论构架。     

论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及其方法论意义

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是其进行理性重构的基础和“方法论”革命的标志 ,它以其全方位性和独特性实现了对主体交往行为的特殊规律或语言逻辑的结构的跨学科研究 ,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主体交往行动体系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方法 ,也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重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参照系和新的理论资质 ,对于促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