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政治作用的变化

东北军是一支以驻地和官兵来源为名称的地方军队。它的前身是北洋军阀张作霖领导下的奉系军队。东北易帜后 ,东北军成为一支势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 ,即地方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东北军的政治作用主要表现为几次出兵制止军阀之间的混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 ,东北军率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并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和杨虎城将军及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 ,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     

论西安事变后张、杨不同命运的原因

张学良、杨虎城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爱国将领 ,1936年 12月 12日 ,他们激于民族义愤 ,毅然扣押了蒋介石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然而由于他们在历史上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 ,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同 ,加之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因而西安事变之后 ,蒋介石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报复 ,从而导致了他们的不同命运。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辨析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上，前苏联学者一直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及苏联指导下制定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1936年12月16日以前，中共采取了罢免蒋介石的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要反对蒋介石，而要利用出现的局面促进蒋介石停止内战。”钢恩来在西安对事变的处理意见“正是转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①前苏联学者的这些观点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与事实相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中共在得到共产国际执委电报之前就已经制定了。12月13日，当中共得知张、杨发动西安事…     

浅析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中的作用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局部抗战,推动了民众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准备了群众基础;同时他们在国民党内的率先联共抗日,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给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芦沟桥事变后,地方实力派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敦促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对全面抗战的开始发挥了直接影响。     

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迄今已整整半个世纪。多年来,海峡两岸的史学工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撰文探索西安事变的始末,论述这一事件的意义,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本文仅就西安事变时的一个重要配角、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关联做一初步探讨,以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地方实力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促进作用

地方实力派是指除蒋介石的嫡系之外的一切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存在着矛盾、分裂和斗争 ,它关系到国共两党力量的消涨 ,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战前夕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的转变及行动 ,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方面达成的共识 ,促进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     

爱国主义是西安事变能以和平解决的核心因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能联合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在历史上,17路军与东北军没有来往,杨和张也未打过交道。”①然而,他们为什么敢相互联合发动如此惊心动魄,关系到各自权益的得失与生命安危的西安事变呢?这决不是偶然的,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能以和平解决,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尚不尽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成和平解决了这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宋氏兄妹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张、杨二将军和宋子文等国民党人的。“不谋而合”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本文欲对宋氏兄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谈谈看法。众所周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曾力排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讨伐派”的重重阻难,亲赴西安,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当然,首先由于他们是蒋介石的妻子、姻亲,不得不为蒋介石的安全脱险着想。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也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新桂系与两广事变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掌握广西实权后,采取了一些促进广西社会发展的措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时值日本展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广西实力派一改过去保境图存的主张,与粤系陈济棠联合发动事变,逼蒋抗日。两广事变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是两广地方,尤其是广西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论西安事变前中共立足陕北的原因

西安事变发生前 ,中共中央已立足陕北一年有余。究其原因 ,一是注意调整党内各方面关系 ;二是着重解决与周边地方实力派关系 ;三是正确发展与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帮会关系     

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的作用

作为中间阶层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的对日关系很复杂，但总的倾向是抗日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地方实力派对阻止日本的侵略起了主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他们又成为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异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实力派抗日作用的充分发挥     

鲜为人知的庐山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迫其放弃了内战政策,此举成为全国抗战局面形成的关键。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还经历过一次鲜为人知的兵谏,地点在庐山,发动者是国民党左翼人士邓演达和唐生智。     

华北事变中的宋哲元——兼析这一时期的宋、蒋关系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宋哲元,在华北事变中对日妥协,是其苦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保存实力而被迫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宋哲元具有民族气节。随着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宋哲元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终于再度走上民族抗日的战场。对宋哲元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应予以公允的评价。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前苏联在西安事变中的民族利己主义态度──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1933年12月1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一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苏联政府得悉事变的消息后，为避免自己遭受德日攻击，也为使“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得以实现，使作出了歪曲事实真相、指责张扬的决择。大肆攻击、污蔑张杨的爱国行为，极力吹捧和赞扬蒋介石，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压迫中共出卖张杨，使事变的解决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无不反映了他的民族利己主义。     

杨虎城将军的欧美之行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惊险的手段,捉蒋放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全人民抗日怒潮压力下,被迫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张学良被囚禁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对西安事变善后循政治方式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