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理书五事——读历史地理文献札记

《山海经》成书年代和作者《山海经》一书,以其瓖伟瑰奇著称于世,以其古朴豪放的特殊风格为人们所喜爱,学界公认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然而,《山海经》究竟何时成书?又撰人属谁?最早校定是书的西汉刘歆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来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赵晔《吴越春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唐人《隋书·经籍志》等,均因袭此说。对于书内之有后世名物,颜氏     

《山海经》与禹、益神话

《山海经》自古托为夏代之王禹及其臣下益所作。本文依据《尚书》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说,结合《山海经》全书鲜明的命名类物倾向,考索禹、益神话中言灵信仰和法术思维的诸种表现,在治水行为之外归结出巫术性符号行为的重要母题,从而说明作为“巫书”的《山海经》和作为“巫师王”的禹相互依托联类的神话思维背景,并兼论巫咒、禹步等问题。     

巴人世系考

《山海经·海内经》曰：“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与《山海经》此语类似，《路史·后记》曰：“伏羲生咸鸟，成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后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稍有不同的是，《路史略《山海经》中的“太吴”改成了“伏羲”，并又在“后照”之后加进一“顾相”，认为“顾相时始为巴人”。由于《山海经》与《路史》的记载，加上太昊、伏羲的区别，在巴族族源问题上便形成了西源说、东海说和东西二源、形成于清江说。西源说认为，《山海经》记载中的太吴即伏羲，而伏羲为西…     

孙籀廎校《山海经》错简例

蒙文通先生《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及其产生地域》①一文,论及《山海经》“即有散失又有增补”事,他说:“《海外南经》篇首‘天(雪按:今本无天字,是。此未详所据)地之所载……唯圣人能通其道’一段文字,全同于《淮南》、《吕览》,也当是后人所增入者”。按:《海外南经》篇首“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经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十一句,与下“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文义不属,蒙氏以为“当是后人所增入者”,自为有见,然尚有未安。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于“地之所载,六     

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它所关注的,主要不是物,而是人。人上什么,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是几千年中国文化史的经久不衰的主题。 儒家学说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划清人与动物的界限。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亦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荀子上面那句话亦足以为证。虽然他们所制定的具体标准     

《春秋》学文献研究二题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的“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不涵盖“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根据二者得不出孔壁所出包括《左氏传》、刘歆认为《左氏传》出于孔壁的结论。《汉志》之《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免时难”,指的是避免“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对《左氏传》的毁坏,不指“避免当时之祸乱”等;《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口说”,指的是基于“（孔子）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之“异言”而产生的《春秋》经的解说本身,具体即《公羊》《谷梁》《邹》《夹》四家之《传》的“前身”,不指《春秋》经的解说的存在与传播的形式——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存在与传授。     

略论三《礼》丧礼制度中的农林器物

礼仪制度以物质为基础,儒家三《礼》中的丧礼部分记述了我国古代植物原材料大量应用于丧服服饰和丧礼用具。通过记载丧礼仪轨的《仪礼》《礼记》等篇章,可以看到古代的礼器制作会因地制宜地选取生产生活中的常见草木,通过“制物之性”与“托物言志”两种原则,使植物的自然与人文属性得以发扬,满足伦理生活的需要。其中,“制物之性”直接运用草木的物性,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好追求;“托物言志”则将植物的自然属性引入到人文世界中,通过草木的文化意涵抒情表志、送别亲人,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推类”思维方式在礼制中具体而微的呈现。     

《神异经》“嘲讽之辞”考究

基于对原始思维的文化吸收,战国以来儒士们积极参与的宗教造神运动,不仅共同催生了《山海经》,抑且提升了这部典籍的摹本效应,乃至有《神异经》的叙事模仿和相关“嘲讽之辞”的应运而生。就叙事意义而言,《神异经》“嘲讽之辞”借助了广征博物的时代习尚,通过伪托性质的异人抑或禽兽比附道德品质,藉此传达出深受方术影响的儒者对世风和人情的隐性观照。     

词义拾零

一、翳桑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杜预解“翳桑”为“桑之多荫翳者。”新编《辞源》(2512页)和徐中舒的《左传选》(116页)主此说。清代的江永、王引之认为翳桑是地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29页)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661页)主此说。今人陈其猷则认为“翳桑谓枯死之桑也。”(《吕氏春秋校释》897页)我赞同陈先生的解说,理由如下。     

杜预、孔颖达关于爵名改称的误说

笔者在《“郑伯”之“伯’非伯爵》（《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文说,春秋时代无“五等爵位”之别,公、侯、伯、子、男皆诸侯国君之通称;一国之君称呼不定,如《春秋》里对杞君就称“侯”、称“伯”、称“子”。笔者文中又谈到,何休、范宁不了解此点,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　梁经传集解》中对《春秋》杞君书法的变化“妄加解说”。其实“妄加解说”的还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如：庄公二十七年：“把柏来朝。”〔集解：称“伯”者,盖为时王所黜。正义：桓二年“把侯来朝”,十二年“公会杞候…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芍药考

芍药是我国著名的花卉植物,亦为传统医药治病有效物之一.始著录于《诗经郑风》,所谓“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为士人所谂知,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此外,载于古书者,有《山海经》:     

早期“物色”描写的演进与三种写景风格的形成

《昭明文选》所收的赋有“物色类”,录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莲《雪赋》、谢庄《月赋》。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说:“有物有文曰色,风无正色,然亦有声”。看来“物色类”的作品,均以物或者外境的声色状貌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的“物色”描写,不是为了交待人物与事件的客观环境、渲染烘托气氛而存在的辅助部分,乃是作品的题材内容。传世的古代作品中很多属“物色”一类,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此类辞赋诗文的     

句龙氏后土的来源迁徙及社的崇拜

句龙氏以句龙为图腾,为炎帝神农氏之后,能平水土,被选为部落联盟的土正,被祀为后土,成为炎黄族团的社神,以后发展成为近代中华民族所崇奉的社神。社神与稷神合称社稷,成为中国历朝作为国家保护神,且成为中国历朝的国家标志的名称。一、句龙氏后土的来源最早记载句龙氏后土世系的史籍,要算《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十有二。”《国语·鲁语上》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略同《国语》之说,不过改“九有”为“九州”,实则“九有”、“九土”皆当解为九州。而《汉书·律历志下》:“《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韦昭注:“共工氏伯者     

《诗经》中“他物”与“所咏之辞”的原始关联

《诗经》中用来起兴的客观物象(“他物”)与诗人的主观情怀(“所咏之辞”)缘何有的相关、有的不相关?两者的关联是什么?本文试从思维发生、发展的视角,以草木兴象为视点,作探源性的解释。通观《诗经》,作为“他物”起兴的草木,是树木多于花草;所咏唱的树木又以其全貌或果实(及其花与叶)的居多。而诗人所抒发的“主观情怀”,大多是思亲念祖、祝福颂国的,     

体现在甲骨文构形上的一种狩猎手段——释■、■、萑诸字

如上图,“(?)字甲文作(1),或作(2),旧不释。今案,此皆为系鸟之形,求其声义,当为“(?)”字之初文。《说文》:“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讠为)。(?),(?)或从繇。”段注:“率,捕鸟毕也。将欲毕之,必先诱致之。潘安仁曰:‘暇而习媒翳之事。’徐爰曰: ‘媒者,少养雉子,至长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古人狩猎,为了提高禽兽捕获率、往往在布网设阱时投放活的诱物。这种诱猎手段即叫做“(?)”,所用诱物也叫做“(?)”,后世则称之为“媒”。《说文》所训“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便是指猎人用毕网捕鸟,缚系相应的活鸟(生鸟)充当诱媒,以招引野鸟入彀。《玉篇》、《广韵》等字书,“囮”、“(?)”二字即并训“鸟媒”。“(?)”谓鸟媒,或假“游”字为之,如潘岳《射雉赋》:“恐吾游之晏起,虑原禽之罕至。”徐爰注:“游,雉媒名,江淮间谓之游”。“(?)”之为言诱也,言诱致     

选声择调与词调声情

唐宋千百个词调,从音节上说有长短急慢之别,从声情上说有哀乐刚柔之别,从时代上说有新声旧曲之别,因此作词先须选声择调,这比作诗择体更要紧要些。杨缵《作词五要》说:“第一要择腔。”张炎《词源·制曲》也说:“作慢词看是甚题目,选择曲名,然后命意。”都以选择腔调为作词的第一步。     

《沧浪诗话》中“别材”、“别趣”说之我见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上引《沧浪诗话·诗辨》中的“别材”、“别趣”之说,是最为后人争论之点。誉之者云:“宋人谭艺半陈因,独有沧浪得解新”;毁之者云:“目翳者别见空华,热病者旁指鬼物,严氏之论诗,亦其翳热之病耳!”追究历来对于严羽“别材”、“别趣”     

《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二

或以为《文选·赋》＂物色＂类包括草木赋。此说似是而非。误解或由三个原因所致：未辨明＂物色＂之词义;《文选·赋》有＂物色＂类而无＂草木＂类;以为《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从南朝＂物色＂词义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文选·赋》不立＂草木＂类,非＂物色＂类包含了草木赋,是先梁草木赋无昭明认可的好作品;《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佛教净土信仰新诠

道生法师著《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以阐明“法身无色”“佛无净土”。非但诸佛无净土,即使“随于所化,取彼之国”,也有“造、致”之别,而非自造。僧肇大师谓之“如来所修净土以无方为体……本其无方,佛土之真也”。吉藏大师则言“土以不土为体,要由不土,方得有土。即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也”“佛开三身,以身例土,而有三土”“法身栖中道第一义土”。佛无净土,即佛土外无土,心外无别法。以依正不二故,不仅有情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乃至草木,亦有佛性。一切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皆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