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

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 1978年底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两国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是美苏关系的牵制。尼克松政府寻求与苏联的缓和 ,导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福特政府期间正常化没有进展。卡特政府中主管外交的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一些问题上观点相左。万斯认为美苏缓和关乎美国外交的全局 ,中美关系应从属于美苏缓和。布热津斯基认为缓和本身是复杂的 ,美国应实行多中心的政策 ,应利用中苏分裂减少美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担心。卡特在 1977年受万斯影响较多。由于缓和的衰落 ,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大 ,卡特在 1978年年中才打定主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美苏冷战与苏联经济的崩溃——兼论苏联解体的原因

对于联解体的原因,学者们众说纷纭。笔者以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衰落。因为苏联是依靠一种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建立并得以巩固的。而支撑苏联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和证明苏联共产主义的学说正确性的主要论据便是苏联的国家经济。但是,苏联的国家经济并没有始终如一地繁荣发展下去,而是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和美苏冷战的外力推动下崩溃了。苏联国家经济的崩溃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瓦解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学说正确性的主要论据,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笔者主要通过对美苏冷战在苏联经济的崩溃中所起的外在推动作用的分析来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试析1933-1937年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均势外交——以苏联因素为中心

1933-1937年,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在对日、对华政策上保持克制,不公开刺激日本,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有限地促进苏联力量的增长,利用苏日矛盾对日本施加压力。美国此举就是要在苏日之间精妙地玩弄平衡,以此推动东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使美国得以实现其门户开放的目标。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在表面静观其变之中又存在着积极影响远东局势的因素,其实质是"均势外交"。     

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

本文主要探讨了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形响,认为在这一时期苏联因素一直是美国对华决策的基础和主要依据之一。     

越南战争中的美苏互动(1964-1968)

美苏两强一个台前,一个幕后都卷入了越南战争。美苏就越南同题展开了复杂的互动,特别在美国对北越实施战略轰炸阶段(1964-1968)。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为逐步升级但不失控的间接军事对峙,另一方面表现为频繁的外交沟通和收效甚微的外交“合作”。美苏在越战中复杂的军事与外交互动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越南战争的形态与进程,给越南战争深深地打上了冷战的烙印。     

美国对华建交策略调整与1978年布热津斯基访华方案的出台

1977年万斯访华时在中国台湾问题立场上的“倒退”造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再度推延。为改善中美关系以服务于联华抗苏的大局,美国决定通过“放弃‘最大限度’建交方案、终结‘苏中等距离’政策和积极回应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等措施来调整其对华建交策略。面对访华人选争论,布热津斯基与布朗、蒙代尔等人结为“盟友“,共同挫败了万斯为争夺对华政策制定权而反对其访华的企图,促使卡特做出了派遣其访问中国的决策。而在访华方案出台的过程中,卡特基于东亚政策评估和对苏联威胁地再审视,将此次原本定义为“初步通告”型的访华升格成一次包含战略问题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全面正式磋商,正常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论推动苏美建交的新因素

1933年11月16日苏美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长达16年之久的不正常的关系。促使苏美建交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罗斯福的个人努力和美国国内民众掀起承认苏联的广泛性运动,成为推动苏美建交的新因素。     

论中日关系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日遏制中国政策破产。美国选择了与中国"和解"之路,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

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为背景,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抗战后期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形成中的苏联因素

抗战后期,苏联对国共两党的真实态度,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认识,成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欲望,客观上鼓励和帮助美国顺利完成政策调整,确立扶蒋反共政策。     

战后初期美苏在日本问题上的斗争

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围绕如何处置战败的日本问题进行了尖锐对抗和激烈的斗争。美国试图单独占领日本,苏联力求扩大对日本本土的占领管理权,随着美苏关系的日益紧张,双方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对立冲突加剧。     

从层次分析法看1972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72年 9月 ,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中日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本文从体系结构、互动过程、单位属性三个层次入手对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分析。     

中英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台湾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政策,主动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在围绕台湾等涉及中国主权的关键问题上,言行不符,持骑墙态度,直接妨碍了中英关系的健康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好转,中英两国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妥善解决了台湾问题,终于实现了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及其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韩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颇费周折,但却在朴正熙政府时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体现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美、日、韩三方的新选择。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对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为韩国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经验。     

转型社会制度与文化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与文化的各自更新变化使得传统社会中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对应被打破,制度与文化的冲突成为这一时期两者关系的主流。但是透过这一冲突本身,在实际上,转型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发展程度直接导致了这一冲突的产生、发展与解决。经济的发展引起两者在原有相互适应基础上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而趋于尖锐和激烈,而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又使两者回复到新的相互适应之中。     

公共关系理论在美国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公共关系引入中国近20年,至今社会公众对公共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误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共关系在中国的良性发展。作为一种起源于美国的活动和学科体系,公共关系在美国的发展无疑对中国的公共关系研究发展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公共关系实践和理论的沿革论述,析出美国重要的公共关系学家的思想纹路,这不但为人们对公共关系思想、模式和管理的进一步认识提供帮助,还有助于当前公共关系业界了解专业理论发展的轨迹,更有助于关注公共关系的各界人士能够从美国公共关系理论体系的变迁及发展过程中了解、把握公共关系学科的系统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关系,以期对全球化信息时代下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和理论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对银川市劳动力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计量验证的方法,对银川市1979～1998年20年劳动力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银川仍处于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的发展阶段,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不同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应根据贡献率来调整劳动力的分布,从而提高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中美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 80年代 ,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 90年代 ,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当前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既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 ,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两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上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也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对外战略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因此 ,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既竞争又合作将是 2 1世纪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从进攻性的心理战到渐进的文化渗透--评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宣传政策的演变

进攻性心理战与文化渗透是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地区的两种不同策略,民主德国骚乱暴露了心理战的内在矛盾,美国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松动的情况下,转向了文化渗透演变战略,波匈事件后这种演变战略完全定型。1958年美苏双方达成的文化协议奠定了美国对苏东地区文化渗透的合法基础。此后文化渗透战略被美国历届政府延续下来,最终在苏东剧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