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君德 开导圣学——张居正对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早期教育述论

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虚龄10岁即位,为了把他培养成尧舜一样的贤君,内阁首辅张居正制定了以学习为主,以视朝理政为辅的皇帝养成计划。日讲、经筵学习包括儒家经典、历史和写字、对联等文化知识,阅读本朝前代帝王处理朝政的文件和语录,培养执政能力。张居正还主持编写了《帝鉴图说》、《世宗御笔》等教材,重视提问和讨论,在共同探讨中培养道德,增长学问。这些安排在李太后、太监冯保的支持下,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论张居正变法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年间(1567—1572年)入阁,万历初年(1573—1582年)起任内阁首辅。他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危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张居正变法是和王安石变法齐名的。下面试就这一事件作一些粗浅的论述。一、张居正变法的历史背景张居正一生经历了明中叶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正是明朝社会矛盾空前严重的时期。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及其终结

朱元璋废丞相后,明代中枢辅政的迫切需要催生了内阁制度。随着内阁议政权的不断完善和一批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的出现,内阁制度有向宰相制度发展的趋势。但内阁在规制上无权辖制九卿,在议政上又受制于司礼监,内阁衙署也非宰相开府。因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宰相化进程以无果而终。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张居正改革成败刍议

明代万历年问的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一次著名的革新变法运动.张居正改革创造了历史上的"万历中兴",但随着张居正的逝世,张居正改革最终失败.通过对张居正改革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可以更好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张居正整顿吏治的思想和措施

张居正自明隆庆元年升为大学士,万历元年起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病亡,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整顿吏治乃是他的一大政绩。过去人们较多地研究他在经济改革中实施的“一条鞭法”。对此则注意得不够。明朝中叶以后,吏治十分腐败,张居正以敢于“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以下只注篇名)的气魄,大胆予以整顿。虽然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整顿吏治之举终归失败,以至遭受籍家诛族之祸,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     

锦衣卫与明代皇权政治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意在于强化和提高皇权。但随着明代政治走向的曲折变化,其行为范畴也随着明朝君主的实际具体需要而有所变化。明代司礼监及内阁势力的消长对锦衣卫的行为也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作用,锦衣卫镇抚司不仅仅服务于皇帝,锦衣卫的卫帅也视司礼监、内阁权势高下而与之交结,对明代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考察锦衣卫自身行为范畴的变化,有助于理解明代皇权的发展走势。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试论张居正的“考成法”

明内阁首辅张居正于万历初年所行考成法,是对中央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首先,考成法是针对内阁职权长期不稳而设。明初废相后,皇帝身边仍需辅弼机构,但囿于“祖训”,内阁仅能代言、顾问,无权过问六部政务。即使奉帝命理政,亦具有临时性、非法性,往往造成悲剧,故急需对内阁职权予以法律认定。其次,考成法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有效地防止宦官干政。第三,考成法确立以内阁领导六科,再以六科监督六部,并以六部统率文武百官及地方抚、按的新体制,使政令得以贯彻,给明朝带来生机。第四,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被废,政归内阁还是政归六部之争愈演愈烈,直至明亡。     

对张居正权力之剖析

张居正是一位现实而又精明的封建政治家.他运用自己手中的一切权力把嘉靖初年杨廷和等人的改革浪潮推向了顶峰,使日趋衰败,充满危机的朱明王朝有了超色,在明代历史上闪现了一束耀眼的光彩.综观这一宏大的改革场面,解析张居正改革之进程,我们不得不把观察点集中在张居正个人权力之上.依朱元璋洪武宪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①”内阁大学士只备顾问而已,对一切政事既无决策权,更无行政权,对大小官吏也无任免权。可这对张居正来说,恰恰是个例外.一切大政方针出自张居正,一切阻碍其改革的大官小吏均遭到张居正毫无留情的指斥,乃至于罢免.张居正的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是康熙朝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初奏折发展中也居于重要地位。通过对已刊康熙朝诸皇子奏折数量、分布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由于整理不当,今刊诸皇子奏折内容及进折时间多有错误,无年月奏折甚多。同时,由于康雍之际皇室内部斗争和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时未行全译,致使其中阙漏严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学术质量。通过考辨,还可看出,奏折起源于顺治时期,其原始形态是皇室戚属致送皇帝及皇太后之请安折。康熙间,奏折使用范围扩及内外臣工,内容也改以政事为主。与之同时,在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作为奏折原始形态的继承,康熙朝诸皇子奏折亦呈现过渡状态。这些变化,对于当时政局和此后奏折发展方向,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沖、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目的密切相关。     

论北宋徽宗统治初期的政局演变

北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后的两年 ,是北宋政治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段 ,实乃北宋王朝走向垂危直至覆灭的重要环节之一。向太后垂帘之际宋廷再一次出现纷乱之局 ,是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力量消长以及诸多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建中靖国”的流产及“崇宁”局面的出现 ,使北宋政治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     

李白居翰林及赐金放还考辨

居翰林及赐金放还,是李白研究中很重要的环节。李白居翰林时的真实身份,是翰林供奉。但开、天时期是翰林供奉向翰林学士过渡阶段,也是二者共存阶段,并没有绝对严格的区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混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二者虽有身份差别,但比较细微。李白被赐金放还的原因,主要在政治方面。他在翰林院期间的交游,一定程度上为当朝权贵所不喜。除此以外,李白的家世、与执政者的关系、行政历练、自我定位等因素,是他仕途上的一系列障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赐金放还一事的必然性。     

西夏文《阿弥陀经发愿文》考释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инв．№6518和инв№7123两纸西夏文残叶可以拼配成一篇《阿弥陀经发愿文》。本文对发愿文进行了翻译和考证,指出施主是夏仁宗的母亲曹氏。文中提到曹氏的尊号是“帝母”,似乎表明《宋史》卷四百八十六记载的“国母”出自中原史臣的信手改易。     

吕太后事迹与“潜用福威”及“尚私食其”考辨

《史记.吕太后本纪》之《索隐述赞》评述吕太后有"潜用福威"与"尚私食其"两种异文,综合考察《史记》所载吕太后事迹、《史记》版本流传及后人对吕后评价与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本旨等方面,"尚私食其"均较前者义胜。     

《离骚》隐赋“历数”考论———兼论《离骚》作者为刘安

《离骚》作为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荀子《赋篇》的“隐”的传统,以“历数”为隐,寄寓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以及改革、更新政治的主张.《离骚》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不是屈原,《离骚》是作者应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的写作时间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其写作关乎武帝时代诸侯王地位日益微弱,朝廷疑忌日深的形势;作者作为“反王之后”的诸侯王忧谗畏讥,希望武帝消除对自己的疑虑,这是《离骚》题旨的重要方面.《离骚》之被认为屈原作,大约源于刘安的托名,托名他人,一方面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离骚》的以历为隐,表现了作者“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而当时的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反对这种主张,为避不测,作者于是既托名屈原又将“历事”隐去.     

常氏集团与北魏政治及佛教

北魏保太后常氏在扶植拓跋濬即位后,对拓跋濬由保护变为控制,权倾内外,形成了常氏集团。常氏解决了太武帝后期因太子监国、儒佛之争而引起的皇权分化及教化传统选择的遗留问题,她是促成北魏由武功时代过渡到文治时代的关键性人物;但由常氏干政起开了北魏皇太后临朝听政的新传统,从此造成后权对皇权的分张。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     

陈廷敬的廉政思想与清廉作风

清代康熙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反贪倡廉、肃清吏治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和措施,他的廉政思想和主张对于康熙帝整肃吏治和康熙朝的大政方针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陈廷敬在其一生的宦途中,尽管以清廉著称,但是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那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震动朝野的张沂贪黩案。陈廷敬因为和张沂是亲戚而受到了牵连,但很快就被洗雪。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陈廷敬始终奉行清正廉洁的做官准则,他的清廉作风被世人所公认,因此取得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和信任,成为康熙帝最倚重的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