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定”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经济是存在于“一个历史规定的发展时期”的一种由“历史规定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的话包括两层含义:(1)商品经济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2)这种社会生产方式不是人们任意采取的,而是由历史规定的。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规定”,即它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一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是从社会的角度,即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在“生产是在社会中进行的”这个意义上说的、社会内部具体经济组织的生产方式。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前一种含义上的生产方式称为宏观生产方式,而把后一种含义上的生产方式称为微观生产方式。宏观生产方式说明的是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而微观生产方式说明的则是个别劳动的内部关系。商品生产方式意味着一种特定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因而指的是一种宏观生产方式。     

论商品生产方式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经济是一种“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商品经济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然而,商品生产方式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单独存在,相反,它总是与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相结合形成具体的、特定的商品生产方式。商品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定也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特定的商品生产方式之中。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与历史曾经存在过的具体、特定的商品生产方式一样,也是一般商品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形式。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绝不是游离于一般商品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催生城市社区建设

一 城市是一个与乡村相对应的概念,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政治与经济、生产和流通、人口与资本、享乐与需求的集中地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实践活动,是一个多方面、多领域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在一定地域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居民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质量互变过程.城市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整体综合形态,不仅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且是整个社会基本形态由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的转型,更是以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为基础和前提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城市化是一个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更新引起的深层次社会变革的过程.城市化同时又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转型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型而引发的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在城市体系不断升级的同时,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逐渐与城市接轨,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本质与基本特征

我国正在进行一系列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这一总目标的过程中也包含着创立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建立在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与优越的社会制度密切相连。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类型就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当我们在创立新型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必须牢牢把握这佯一个总概念。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由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反映着该社会有机体的基本价值目标、并由此而形成体现其基本价值的人们在各个生活领域的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稳定系统。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同在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社会生活方式相比,是根本性的、重大的质变。那么,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和历史进步性表现在哪里?它为人类的生存     

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风险应对

新世纪以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全新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人的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促使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深刻改变，推动人类社会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样态，而且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促使人类的活动场域日益突破传统的社会空间，走向以数据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空间。数字技术使人类社会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到文化娱乐，从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到政府治理都在经历急剧的转型，而这又恰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时期相重合。以此为背景，数字技术引发的不仅是一次单纯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国家治理革命，国家治理向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技术支撑，但我们也必须对新科技所蕴含的潜在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提前应对。     

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过程与逻辑叙述——兼评“五形态论”理论框架内的诸说

本文探讨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的研究顺序是: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对这一理论的逻辑叙述顺序则要倒过来。文章依据马克思自《资本论》创作时期至《人类学笔记》创作时期的有关论述,由对上述二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特点的概述,论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有别于“五形态论”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的独立的生产方式,从而说明了“五形态论”理论框架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诸说之误。     

试论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科学论断摒弃了把社会主义看作产品经济的传统理论,正确地区别了现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差别,阐明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基本特征,为改革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一般原因及其规律由于商品经济既不同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也不同于各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一种受各种经济制度影响的经济形态,并存在于不同的经济制度中。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商品经济都有其不同的历史实现形式。如以实现自我消费为目的而进行交换的小商品经济,以实现剩余价值为目标而进行交换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实现全民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小小商品所体现的目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为交换而生产、等价交换、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它的价值等基本属性却都是共有的,并在某种特定方式下运转和发挥作用。所以,要进一     

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西方民主转型范式对众多后发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动力和路径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该范式存在将竞争性选举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否定经济社会发展是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前提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从人民民主推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可以概括为，执政党及其主导的公共权威担当着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的中轴力量，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民主创新，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一全新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对后发国家建构民主政治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追赶理论:特质、脉络、关键概念及其拓展

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追赶不仅包含技术进步,也涉及结构转换、制度体系、社会资本、技术能力和公共政策的维度.与这一广义的技术追赶观相对应,演化经济学不仅从技术,也从制度的角度分析技术追赶问题,认为技术追赶是一个技术选择、社会能力基础和政策体系的综合结果.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面临着制度和技术的双重约束,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寻求新的追赶路径成为后发国家无法回避的挑战,技术追赶理论的国家创新体系、社会能力与机会窗口等关键概念都需要被赋予新的内涵,对技术一致性的把握尤其重要.     

经济机制

近年来,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国家里,很重视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工作质量的作用。然而,那里的经济学者们对经济机制概念的解释却存在严重分歧,主要是:1、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存在经济机制;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经济机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经济范畴。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对经济机制作用范围的不同理解。2、一种观点认     

我国生态农业政策和法律的缺陷及其完善

生态农业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实践模式,也是我国解决生态危机、发展农村经济的必要途径。我国的生态农业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相应的政策和法律存在体系和立法上的两大缺陷,生态农业仍然没有成为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构建我国的生态农业政策和法律体系;制定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基本法,提出生态农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步骤、主要制度和措施;修改技术规程,进一步引入国际先进方法和技术;整合农产品认证标准,大力推行生态标签;完善科研和教育培训政策,形成较完整的农业科研和教育服务体系;制定激励机制,从财政、金融和税收等方面提供保障措施;变革考核制度,逐步实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绿色干部考核制度;加强宣传教育政策,以期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我国生态农业健康、快速、高效的发展。     

Trajectories of development in Third World societies

A test of ecological-evolutionary theory shows that historic differences i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of Third World countries hav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these countries today. Those with an agrarian heritage are more highly developed and enjoy higher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than those with a horticultural heritage. Horticultural societies are less developed than agrarian ones. Horticultural societies are ones in which the basic farming implements are the hoe and the digging stick, tools less powerful than the plow, which is the basic farming tool of agrarian societies. The authors examine 30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for 77 Third World countries, of which 32 were classified as industrializing horticultural and 45 as industrializing agrarian. Industrializing agrarian societies have been much more successful in controlling their population growth than have industrializing horticultural societies. The data suggest that the 2 types of societies not only started out differently, but are still diverging, in both rates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per capita. Most of the sample of horticultural societies were recently colonies, and many of the agrarian ones were not. Almost all of the horticultural societies are in sub-Saharan Africa,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se findings only reflect geographic factors. However, Papua-New Guinea and Haiti also show the same pattern of results. It may be that such material factors as climate, soil, and disease express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modes of production, showing that the past is not dead history but living material that influences the life of societies in later centuries.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其基础地位仍然薄弱。当前,我国已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相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有着更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应加以准确的把握。在科学界定内涵的基础上,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三重视角出发,寻找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设计文化与西部开发

西部开发的战略实施,必然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多元化促成与推动。其中设计文化的文化推动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规模和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设计文化的提出是一种物化的知识力量体现,它可以直接创造物质文明。设计文化的多样性可以理解为经济文化、工业生产技术的标志性文化、当代科技发展的前瞻文化、物质精神结合的创造文化、社会分工与协调的群体文化。它可作为智力支撑和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并且能够保障西部经济的腾飞。     

劳动价值论与我国当前的几个现实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及人们对它的传统理解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重要现实问题产生了矛盾 ,从而引起理论界对劳动价值的再次讨论。在总结当前讨论的主要焦点的基础上 ,得出劳动的形态应从体力劳动为主转向脑力劳动为主 ;劳动具体分类还应区分重复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观点。对于价值源泉问题 ,作者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 ,概括出四种观点 ,针对劳动价值论与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 ,在认真分析了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与第三产业的发展 ,与私营经济的发展等问题的矛盾 ,升华出新的观点     

论创造性劳动

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的逐步来临 ,不仅使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 ,而且也使人类劳动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 ,创造性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使创造性劳动与非创造性劳动的区分更加明显。因此 ,界定创造性劳动的内涵 ,分析创造性劳动的特征 ,区别创造性劳动与非创造性劳动 ,对寻找经济持续增长的途径、从分配关系上调动创造性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创造性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重、进一步拓宽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重要意义     

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是按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体现可持续发展特征的现代经济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实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国内外循环经济实践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借鉴,经济结构调整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要树立发展循环经济新理念,加快循环经济立法,开发并建立绿色技术体系,因地制宜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环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及实践模式分析

发展循环经济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生态学理论基础,其中蕴涵的生态学原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循环再生和能量流动原理、物质共生和环境容量原理、持续产出和生态定位原理。要针对不同产业和区域特点构建循环经济的具体运行模式,包括生态农业模式、生态工业模式、生态园区模式、生态城市模式等。     

论政府职能模式

近代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大致产生了三种政府职能模式。在近代早期,与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相伴随的是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到了20世纪30年代,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开始建立起来;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创造。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走出西方资产阶级话语霸权的阴影,实现经济腾飞之后,纷纷放弃了这一政府职能模式。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也选择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并取得了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坚持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只是一项实践成就。需要自觉的理论探讨来为其提供支持。     

Bringing the social back: rethinking the declension narrative of twentieth-century US labour history

Recently historians have produced several important synthetic works explaining the decline of labour. Much of the scholarship advancing or supporting declension narratives of US labour are national studies grounded in political and urban history. In declension narratives, national business, political and labour leaders emerge as the primary actors, while pushing rank-and-file workers to the side. Declension narratives also neglect serious analyses of race and class formation, gender, radicalism and workers’ agency.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an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more social history concerns into twentieth-century US labour history without forsaking the most illuminating contributions of declension narratives. Such a model illuminates and interrogates workers’ agency in response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fter 1945. An approach integrating social history would contextu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solidarity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such as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rise of the retail and also the service economy. Rather than explain the history of US labour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approach would also feature local studie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by incorporating some or all of the aforementioned points, scholars of US labour history could deepen or challenge declension narratives that either marginalize workers or reduce them to passive victi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