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袁宏道性灵文学思想与心学的渊源

阳明心学的流播对晚明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文学理论和实践中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从文学发生的角度强调文学是从"胸臆流出"的,是"情与境会"的产物;从文学表现的角度强调文学的"真",大力倡行真人、真诗和真情;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强调文学的"趣",认为"率心而行"是近趣的最佳途径。从哲学观对文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看,阳明心学的良知灵明与袁宏道的独抒性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归有光崇尚“质实”的文学思想

崇尚"质实"是归有光文学思想之根基,"以质为文"是理解归有光文学思想"两面性"特征之关键。"实"的多重内涵生发出归有光文学思想的不同侧面。为学强调"真知力行",为文主张"文以明道",两者共同影响了归有光"经世致用"的文学观;"道事实"的创作原则,真情实感的抒发,以及"以质为文"的艺术追求,则构成了归有光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其文学主张

自宋人刘克庄以来, 人们都不认为唐庚是苏门人士。深入考察苏门人士的生卒年代、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交往情况, 证明唐庚无疑是北宋后期苏门文学群体的重要一员。唐庚的文学理论观念, 学界鲜有全面深入加以探讨者, 考察发现, 其与以欧阳修、苏轼兄弟为代表的北宋主流思想主张基本一致, 并适当吸收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部分理论观点, 形成其自成一家的文学理论主张。     

“自然”的两种涵义与《文心雕龙》的“自然”文学论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义,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     

皮锡瑞维新变法思想新论

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一生究心于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他阐发义理思想，宣扬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主张振兴孔教以文明排外，同时，力倡有用之学，主张调和中西，强调不必尽从西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皮锡瑞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不事雕篆 取法自然——论王若虚文论中的“理”

本属哲学的范畴的＂理＂,在宋金元时期成为经学家和文学家共同关注的对象,金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若虚以经学为根基,兼顾文学与史学,故而＂理＂亦成为其文学评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受金代文学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及其学养、经历的独特性之影响,王若虚文学思想中的＂理＂既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经学的色彩,又体现出迥异于理学家之＂理＂的文学特征。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异同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全盘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主张,并结合日本的民族精神及文化特征,形成了日本现代文坛中的文学大潮.法国和日本自然主义虽然都强调文学要客观、真实、自然地表现社会和人生,反对文学创作的典型化,主张隐匿作家思想情感倾向,注重人的生物属性,极力渲染人的生理、遗传和情欲,但法国与日本自然主义无论在文学的题材内容、思想倾向,还是在艺术审美价值上,从理论阐述到创作实践,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性.     

魏晋玄学与言意之辨

魏晋时期,经学统冶的崩溃,儒学禁锢的破除,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理论的突进和思潮的迭起。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本的玄学思潮。魏晋玄学这种新的哲学思潮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以至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未离开过具有这种精神内质的线索。玄学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归有光与明中期吴中经世之学

明嘉靖、隆庆时,吴中形成了以归有光为代表的经世之学.归有光不仅关心东南民生利病,而且提出发展三吴水利和西北水利的思想,这比徐贞明、徐光启早;他对吏治风俗变迁的考察,对科举日弊、讲学空疏的批评以及经学思想,对明清之际江南经世之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袁枚"性灵论"探微

“性灵”是中国古代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发端于南北朝的论之中，经历代学的阐释与完善至清代袁枚终于灿然大备而自成一体。本着重考察了袁枚的“性灵”理论，从“性情”和“灵机”两个方面入手，指出袁氏在诗歌创作的内容上强调童心率真之情，天赋之情，男女之情；在创作形式上则追求灵动，自然而富有生命力。这一切最终构成了袁氏“性灵说”的诗歌理论主张。     

艳冶风情天与措——浅议“情有所钟”的欧阳修词

欧阳修自谓＂情之所钟＂,这个＂情＂不只是儿女情,而是＂与物有情＂,以多情之心体验生活,感受生命跳动的节律。欧阳修的词深化了表现儿女情愁的传统题材,还表达了对人生有限的无尽思考和对朋友亲人、自然山水的无限深情,流露出厚重的、发人深思的自觉的生命意识。欧阳修在创作实践上已经在无意识中逐渐模糊了词与诗、文的界限,为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坛上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     

充养与隆积:孟荀修养工夫合论

孟子贵自得、充养,主张善内在于心性,善是心的本体、本根,本心即是善的源泉,善是仁义礼智之性理,也是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浩然之气,理气合一的善是先天的,也是需要后天操存的工夫去养成的。本心之善根、善源需要不断充养、扩充,最终放之四海,参乎天地,通达性天,这种内圣修养在政治上也必然发之为仁政。荀子贵隆积、外烁,认为心虽有认识礼义法度的能力,但本身还并不是善,相反心性中更多的是生理情欲、自私自利,若放纵这种情欲私利之小我,天下就会大乱。善是社会群体的和谐有序,要靠礼义法度来保障,因此人必须努力学习礼义法度,不断积善成德,积伪化性,化小我为大我,最终通于神明,参于天地。孟子重自得自觉,荀子重学习积累,但两人都有从小我走向大我之期许和信心,故"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孟荀学术同归于个人、社会与天地的康乐和谐、生生不息,既是大生命养生修养哲学,也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政治哲学。     

庐陵事业起夷陵——欧阳修贬官夷陵时期的思想状况和文学创作

欧阳修贬官夷陵期间,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和仁政爱民的思想,提出了师经重道的主张,并首倡舍传从经的研究新风气.他所创作的诗赋,可分为咏物、赠友、纪游三类,形式上已初步形成了清新自然、平易疏放的特色.     

魏了翁文学思想初探

魏了翁的理学思想呈现出对朱子学、心学、事功学等各家学说的综合与兼容,他的文学思想深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他继承理学前辈的传统,重道轻文,强调主体的道德涵养;主张才学合一,重视后天的学习和修养;提倡"自得"的读经方法,反对舍原典而重传注;承续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肯定平淡中和的文学风格;他在用世思想作用下,格外强调文学的政教功用。魏了翁的文学思想不仅自成体系,并且充分地践履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