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载体考论

汉代的文献载体主要有简牍、缣帛、玉石、纸张等,其中简牍是汉代最基本的文献载体形式,也是汉赋最主要的载体形式,汉赋的载体多为"木简之薄小者".在用简牍有长尊短卑观念的汉代,汉赋在文献中所处地位不高.再之,简牍在汉代对于多数人来讲,并不是一件易得的东西,而汉赋相对于其他文体又是耗费简牍较多的.因此大大地限制了汉赋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对散体大赋的传播消费限制尤甚.     

唐诗句法修辞对语境的创造

唐诗句法修辞的运用和创新的过程，其实也是为自己创造接受语境，从而为获得理解和接受、产生修辞效应准备基础和条件的过程。作为唐代诗人们的一种个体行为或群体行为，借助句法修辞对语境进行创造，对诗歌句法修辞的理解和接受、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典诗论中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

以诗话为代表的传统诗论 ,在“句法”方面也留下了不少的评点文字 ,但严格意义上的句法修辞研究则不多见 ,文章对唐诗句法修辞研究史的回顾 ,主要关注诗论中直接的唐诗句法修辞论 ,适当地收录一些跟修辞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关于“句法”的论析。传统诗论对唐代近体诗中的语序变化、虚词运用和修辞的关系谈得很多 ,但总体而言 ,传统诗论中的唐诗句法修辞研究有明显的局限性     

浅议汉赋的文学影响

汉赋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从文学发展史上看,汉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汉赋将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强调了物与情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物“和“文辞“在汉赋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     

唐诗用典的修辞效果

用典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写作技巧之一,由于它是作者为达到最佳表达效果而刻意采取的写作手段,因此,它必然会产生相应的修辞效果。本文将以唐诗名家名作为例,以汉语修辞学为理论基础,从比喻、借代、比拟、象征和暗示、双关、映衬几个方面来探析其修辞效果。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兴寄”与唐诗艺术修辞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从分析唐诗的修辞手法入手,研究“比兴”手法与诗歌修辞的关系,进一步解读“兴寄”说对诗歌修辞艺术的影响和作用。     

20世纪汉赋分类研究述评

2 0世纪是汉赋分类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丰硕 ,新的观点纷呈 ,经过系统的总结与梳理 ,从题材内容上把汉赋分为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咏物赋和俗赋 ,在体裁形式上苑猎京都大赋以散体大赋为主 ,抒情言志赋包括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种形式 ,咏物赋以小赋为主 ,俗赋则是以口语为主的通俗小赋。     

汉字与汉赋

中国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蕴含着呈形显象的直观优势 ,因而汉代赋家在创作中注意字形的选择与字汇的排列、组合 ,力求通过凸显文字之形来直接体物呈象 ,在文学的形象性创造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     

略论唐诗处理历史题材的三种模式

唐代诗人继承唐以前诗歌融合历史素材的手法,掌握了将史与诗融合的有效方式,诗人善于选择历史传记式、历史论赞式、历史情境式等文本模式及其组合方式来建构历史要素,使历史成为诗歌内容的主体或局部结构,以此达到史在形式上向诗歌的转化。三种文本模式中,历史传记式和历史论赞式受到史传文体样式的影响,是史与诗文体结合的产物;历史情境式虽也受到史著笔法的影响,却是更具诗歌艺术传统样式的文本模式。唐代历史诗歌的三种文本模式代表了唐诗处理历史要素的三种基本结构,体现了唐诗在文体方面融合历史的多样性探索,证明唐代诗人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矾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论唐代赋得体诗的创作特征及其流变

赋得体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脱胎于齐梁公宴诗,流行于陈隋,至唐代大放异彩。初唐赋得体诗扬弃六朝锦色,开启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盛唐赋得体诗恢宏阔大,自然浑成,尽显大唐气象;中唐赋得体诗体悟精巧,细致精雅;晚唐赋得体诗在苍凉末世的余晖中徐徐落幕。起自唐代赋得体的省试诗,具有规范的制作标准并体现出特殊的心理期待。学界对于唐代赋得体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与省试诗和应制诗的研究。     

浅析汉代“乐府歌行”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歌行类作品在唐以前就已经出现,到唐代其创作已达极盛。歌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论者眼中,其有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外延。正是因为歌行这一诗体的不确定性,推动了人们对歌行的不断探索。这些探索推动了我们对于歌行这一诗体的认识。立足于歌行创作的实践,分别从其萌芽期和形成期的创作情况来分析这一诗体的发展与演变。     

对兴的误解与遗忘:汉儒的诗学理论与汉诗

历来论比兴有两种观点,一为比兴合论,另外一种则是把比兴分开。兴不同于比。由于兴的存在,使意象获得了独立性,也就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而汉儒的诗学理论由于其政教中心的性质,把兴等同于比,取消了兴的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了汉诗的独特面貌。     

唐代宫廷游艺赋的国典性及对汉大赋的追摹

唐代宫廷游艺赋大量出现,既是游艺赋自身发展使然,更是时代因素所促成.伴随其发展背景、创作场景和目的的官方色彩,诸赋内容多关涉岁时庆典、讲武练兵、外交往来等比较严正的国典,是宣扬王德大化、诗教传统的一种文学表达.从辞赋本身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在讽谏主旨的回归和壮美风格的遥应两方面又展现出追摹汉大赋的创作倾向.由此亦可从一个角度揭示辞赋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     

汉赋特性与赋体今用

本文主要对汉赋的兴盛、流变及其文学特性进行历史分析,阐述汉赋的历史作用、表现手法、特色与文采;对赋体今用也提出了一些客观的评述.     

司马相如：汉初社会经济孕育的“赋圣”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境况与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有难解之缘.本文通过对司马相如一些重要作品的解读,展现了相如人生道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其作品内容和风格的特征,由此凸显了汉初社会经济所孕育的这一"赋圣"的若干特点,并进而揭示了汉初社会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论唐代的咏蜀汉诗

在唐代众多咏叹蜀汉历史人物的诗作中,诗人对蜀汉君臣人物强烈的崇拜与向往,反映在对贤相诸葛亮的称颂与对君臣遇合的钦慕两个方面.在诗人的心目中,辅佐先主刘备、鞠躬尽瘁的军师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忠君爱国的道德典范;刘备仁德爱民、礼贤下士的情操,以及与诸葛亮的君臣遇合,也成为了士人们争相歌颂的重点.而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诗歌、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