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服务业发展的视角

将数字经济的影响纳入两部门需求约束模型,构建了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新型需求联系的扩展模型,从理论上推导出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可以增加服务部门的相对规模,也会引起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共同增长,优化整个产业结构。同时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9个地级市的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影响,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带动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但是对服务业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研究证明,不能单纯地将服务业比重的提升视为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这为理性认识近年来中国服务业比重提升和“两业融合”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服务业外包与中国新经济力量的战略崛起

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外包为主,向现代制造业外包和承接服务业外包并举转变。目前,外包活动正逐步从实体性活动转向非实体性活动,服务业外包由此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服务业外包对中国新经济力量的崛起具有不可估量的长期影响,它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也是中国从更深层次上加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一次具有转折点意义的战略抉择。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应该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谋划。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应该运用逆向思维方式,从发达国家担心外包可能带来风险这个角度进行反向思考,由此决定如何进一步改善发展外包服务业的制度环境和硬件基础。中国应该把制造业乃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运用到承接服务业外包方面来;通过制度环境的改善,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优势,为外国发包企业提供优良的增值服务;充分利用外资在华不断增长的制造规模,通过其关联关系和互动机制,吸引服务业FDI、技术和知识;抓紧制定鼓励服务业外包发展的政策和规制,营造发展服务业外包的政策平台。     

基于共生机理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二者相互依赖、共生互动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从专业分工与外包、价值链角度来剖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机制,可得到二者互动共生关系:即制造业的发展能够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制造业的升级。我国制造业相对发达,生产性服务业却较为落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严重制约了我国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正确地选择促进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战略路径,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江苏省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可持续发展

江苏省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尤其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较低。从短期看,这种比重并不是产业结构落后,因为江苏省参与了制造业全球分工,制造业面对的是巨大的全球市场,而服务业的市场主要在国内;但从长期看,江苏省未能参与服务业全球分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产业结构落后。本文在客观分析江苏省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江苏省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江苏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     

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存在着长期动态联系,但相互间的影响系数较小,说明目前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尚未形成。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影响系数之和小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系数之和,说明我国的专业化分工程度还不够高,大量中间服务需求尚未从产业链中脱离出来,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依存程度较低,支撑和拉动作用有限。这一方面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制造业的价值实现和竞争力的提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产业间尚未形成一种协调发展的机制。计量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表明,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是互动发展的关系。推动两者的协调互动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将有助于产业链的整合,推动中国企业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演进,实现产品附加价值的增加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引导企业及全社会来认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水平和能级,推进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深化与发展服务经济有关的各项改革,制订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及相关配套措施,建立起有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良性互动的机制,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的环境,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关联与集聚式发展,推动建立有利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的商业信用、诚信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切实推进产业链的整合,以获得整合基础上的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和最大化效率。     

西部典型地区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信息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西部的重庆、四川和陕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相对发达,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地区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但由于在经济中的比重较小,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以至于整个信息产业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带动作用在某些方面还不是太明显。在西部开发的新阶段,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对实现西部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服务业是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的考察

基于跨国、跨行业投入-产出框架,从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角度,剖析了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演变规律及其提升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定量分析表明,得益于生产服务业较高VAPL水平和持续增长,中国整体服务业VAPL起点水平并不低,并且也呈现稳定增长特点。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VAPL提升的多因素驱动性更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则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关联和国内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有助于激发制度和市场规模正效应;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拓展,则有助于释放创新能力正效应。     

服务型制造战略——破解山东省制造业不强服务业滞后之道

山东省急需新的对策解决制造业不强服务业滞后的两大产业协调发展问题.首先引入服务型制造及服务型制造业内涵,论述发展服务型制造对制造业提升与服务业壮大的作用.其次,在剖析山东省制造业不强服务业滞后的根源的基础上,指出服务型制造战略是推动制造业服务业相互促进升级的新途径.最后从服务在产品服务系统中的比重和组织结构两个方面,提出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型制造战略转型为服务型制造商的路径模型.     

国外服务业现状

<正> 有关专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 1980年～2000年期间,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升至63％,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1％,中等收入国家达到61％,低收入国家达到43％。服务业吸收就业比重也不断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专业化分工所致的相互剥离,又显现为差异化优势驱动的相互融合.尽管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仍不发达,而且中低端制造业去产能进程和智能化转型缓慢,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向制造强国的突出短板.为此,需要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有效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加大顶层设计和统计决策制度建设力度,推动形成生产性服务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产业新生态.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吗？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未来经济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均存在空间相关效应,即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其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也显著影响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二,某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相邻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情况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但本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本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两者之间存在门限效应;第三,从控制变量来看,其中交通便利度和政府行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导入生产过程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其发展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充分有效利用服务业资源已成为工业企业提高竞争力进而扩大出口贸易的必然选择。从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等方面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结合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其是否影响辽宁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辽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出口贸易发展,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和商务服务业对辽宁出口贸易的影响较为明显。据此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辽宁贸易的建议。     

对外开放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就对外开放对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提升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05—2015年60个样本国家/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水平对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影响显著为正,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开放的作用为负且大于其正向影响,因此对外开放对样本国家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提升的整体作用显著为负;第二,经济对外开放对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具有非线性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度及制度质量是对外开放能否促进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影响要素,两者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在控制其他影响要素的条件下,当制造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度与制度质量分别跨过门槛值时,扩大对外开放显著促进服务业GV C分工地位的提升.因此要不断鼓励加大和深化对外开放,重视和完善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关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衡阳市服务业支柱产业选择及发展研究

服务业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地区生产社会化程度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何因地制宜的选择和培育服务业支柱产业已经成为衡阳市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对衡阳市服务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重点探讨了其服务业主导产业选择及发展对策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产业高度的实证分析

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高度的提升,但这种提升作用的发挥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对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高度提升作用的发挥。依据这些条件,从城市功能分工的角度做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如何影响我国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生产分割解构视角的探讨

有鉴于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遭遇的低端“锁定”风险,如何实现价值链分工下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亟需找到答案。通过构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从生产分割的解构性质入手,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特点。结果表明：拓展国际生产分割联系在现阶段更有助于我国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尤其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有较稳定的正向作用;囿于在规模和效率两方面存在的显著不利影响,国内生产分割联系拓展的作用为负;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交互项的正向作用进一步表明,它们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具有互补性,即国内生产分割有助于增进国际生产分割的作用,后者则有助于削弱前者的不利影响。     

国内外区域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比较

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北京、上海等国际国内区域中心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各有千秋.纽约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伦敦以金融和创意服务业为主、东京以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服务业为主、新加坡以航运和贸易业为主、上海以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为主、北京以文化和科技服务业为主.这些大都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成功的经验,乃源于他们都拥有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独特的历史文化制度、专业化的人才以及全球化的服务市场等.     

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生产者服务业逐渐从制造业领域分离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在分析了国际分工的演进脉络基础上，本文论述了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对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加快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以徐州市为例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创新源泉,并呈现出与制造业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徐州市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思考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并以生产性服务为中心将制造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是发达国家后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有利于深化制造业分工、降低产业成本,有利于涉足价值链高端、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推动制造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