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再辨析——走向自觉反思、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

"汉学主义"的理论自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诸多评论"汉学主义"的学者中,基本上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提出"汉学主义"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应该赞扬和鼓励。第二种认为"汉学主义"虽然有意义和价值,但问题也不少,应该质疑批评以促使其进一步完善。第三种认为"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既然已有后殖民理论,就没有必要提出名目虽新却没有创意的什么"主义",而且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本身也问题不少,"汉学主义"以有问题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难以成立。通过回应以张西平和赵稀方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后两种批评意见,可以更深入理解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澄清一些对"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误解,并回答对汉学研究、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问题:"汉学主义"理论是不是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还有价值?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范式?     

汉学主义的历史批判

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和批评话语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是欲将汉学主义构建成一个可行的研究范式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包括研究汉学主义的产生、兴起、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汉学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过审视汉学主义在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分析历史上一些主要的思想家和学者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学术论著,批判对形成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式产生显著影响的学术思想,可以获得一个宽泛的汉学主义演变的历史形成脉络,把握其作为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体系在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点,并了解其性质和主要特征,从而对最终演化为内在逻辑的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进行定位.因此,对汉学主义的历史回顾其实是探讨其基本原则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批判性审视.     

后殖民理论的缺憾与汉学主义的替代理论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后殖民理论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许多学者发现,后殖民理论虽然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新颖视角,但并不完全适用于跨文化研究,特别是中西研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学界提出了“汉学主义”这一受东方主义启发但又有别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替代理论。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政治层面进行反思,可以探讨意识形态和政治批评如何影响学术的客观、中立和公正性,认识后殖民理论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也可理解汉学主义理论为何是一个可以弥补后殖民理论之不足、促进文化自觉和学术创新的可行性替代理论。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从汉学主义到间在对话论

“汉学主义”讨论有众多学者参与,但以周宁和顾明栋最具代表性。国内学人往往注意到两者理论的相同层面,却鲜见对二人观点之区别做出深入的辨析。实际上,基于对“汉学”概念理解的不同,周宁版本的“汉学主义”基本是对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内“汉学主义”现象的展示与批评,兼及对于中国学界盲从西方理论的批判。而顾明栋版本所提出的作为理论范式的“汉学主义”则将一种原本局限于汉学研究领域内的文化现象“超拔”为一种中西文化交互关系的普遍范型。然则顾著的做法却使得其自身的理论建构出现了一种内在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证明作为异质文明对话模式的汉学主义范式的失效,而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一种对于新型对话模式的需要。     

赛义德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探析

赛义德在福柯话语意义上理解东方主义,把东方学知识称为“东方学话语”,从而质疑其知识合法性,这是其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核心。赛义德解构东方主义的最大意义不是得出了什么结论,也不是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异常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多元文化如何对话与共生等一系列问题。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

汉学主义是一个新概念,研究对象是中国知识生产中出现的总体性问题。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前者主要包括了西方研究中偏离中国文明实际状况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而后者则涉及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上看,它是建立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核心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汉学主义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心态,思维定势与方法论,以及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奠定其方法论的表现,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摆脱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     

中西研究的政治无意识——以西方学界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评论为中心

政治是关于中国和中国文明的知识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的存在方式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中的情形相当不同,人们往往很少意识到它的政治特性,或者即便是被发现,人们也会对其视而不见或者拒绝认识它的本质。因此,这一因素可以说是构成了中西研究中的政治无意识。这种政治无意识和詹明信的概念基本类似,但詹明信的观点针对的是文学文本的阅读和解释,因此并不完全适用于相对中立和客观的知识和学术研究。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主要是指经济生产中的阶级意识及其在文学文本中的深层反映,而知识和学术生产中的政治无意识的核心是族群意识、国家意识以及国际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学术领域中现实政治、国际政治、地缘文化政治、身份政治和族群政治控制中西研究的无意识政治学。通过分析中西研究中一些引起巨大争议的个案,可以探讨无意识的政治学如何影响中西研究的学术导向和结果,并影响知识生产和学术评价。     

赛义德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探析

赛义德在福柯话语意义上理解东方主义，把东方学知识称为“东方学话语”，从而质疑其知识合法性，这是其东方主义文化批评理沧的核心。赛义德解构东方主义的最大意义不是得出了什么结沧，也不是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是以一种异常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多元文化如何对话与共生等一系列问题。     

后东方时代的中国影像与视觉消费

中国影像的表达曾是东方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希望在对其概念阐述的基础上,以窥其叙事动因的变化与更新。在消费主义和经济一体的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影像的东方主义表达是否具有新的社会含义。     

知识与话语的权力空间: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

“Orientalism”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二是作为文化表述的科学知识;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决定关系,在表面的知识与本质的话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空间,他者化形象表述、文化利用、本质主义、思想套装、政治行为与帝国意识等这些权力因素在空间内的运作,才使得东方学知识随着历史变化而更新,同时又不断地加固东方主义的话语存在,权力越来越体现其空间化和结构性的特色,亦即某种去中心的帝国本质,这种没有中心的权力可以借用各种因素来实现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从而完成从东方学到东方主义的历史体系的构建。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萨义德东方主义之比较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一种延伸,是其权力逻辑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之间一个新方向上的拓展,从文化领域向知识话语即东方学学科领域的深入与扩散,巩固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使文化霸权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顽固化。本文详细地分析了文化霸权理论与东方主义两个方面的相同点,剖析了其理论本身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及理论的现实目的的根本差异,使我们对无产阶级复杂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的本质与殖民史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什么没有涉及远东

本文从赛义德的出身背景、研究方法和东方历史三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没有涉及远东:一、限于阿拉伯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深受中东中心主义或伊斯兰中心主义影响,赛义德突出近东、中东,忽略远东,将远东置于东方的边缘地带;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研究方法不适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东方主义研究;三、西方殖民势力没有在远东(主要是中国)取得长期、绝对的殖民统治。故此,远东不具备东方主义发生的必要条件。     

学科·知识·权力——《东方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

东方学产生于西方殖民化东方的过程中,其精神实质是西方为统治东方而制造的权力话语。《东方学》一书的主题,一是清理东方学的历史演变,二是揭示东方学的理论要旨。《东方学》的学科方法和基本观点对于当前中国的学科建设和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东方学》看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经过仅仅数十年时间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通过解读萨义德的《东方学》,我们可以认识到后殖民主义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从而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今天中西交流所应持有的态度。     

“东方文化”正义

作为文化概念的“东方”（Orient）来自西方的“东方学”（Orientalism）,其范围主要是东亚、南亚和西亚北非三大文化圈。“文化”一词是西文Culture的翻译,与nature（自然）相对于而言,义为“人类创造的非自然现象”。“东方文化”概念虽然歧义叠见且变动不居、受西方话语支配曾含有贬义、多元多重而无实体,但一方面由于约定俗成而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由于文明冲突的现实基础和长期东方学研究的学理基础而难以被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