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论《见星庐赋话》对清代律赋艺术的评析

林联桂主要生活在乾隆后期及嘉庆、道光年间,这正是清代律赋创作活跃、作品繁富的时期.林联桂十分关注、重视当时的馆阁赋创作,其著作<见星庐赋话>实质上即是一部馆阁赋话.在这部著作中,林联桂以具体作品为例,以"生新"、"见巧"为旨归,评论了嘉庆时期馆阁律赋的艺术成就,探析了诸如赋题、赋韵、对偶、拟古等作赋技巧,既保存了较多馆阁律赋作品和作赋史料,更体现了时人评时赋的"当代性"赋论特点.<见星庐赋话>兼具清代赋论与律赋文献的双重价值,在历代赋话中别具特色,值得研究古代文学尤其是研究清代赋史者注意.     

秦观词略论

文章结合秦观的身世遭遇,就现存七十多首秦观词,从"言情"、"述愁"及"感旧·怀古"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论述,指出秦观作为北宋词坛婉约词派大家,其词不仅具有较为充实的内容和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情辞兼胜"的独特艺术风格,把婉约词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其贡献和影响是其同时代的任何婉约词人都无法比拟的.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目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民族文化视阈下秦观的雷州创作研究

秦观在雷州创作的文学作品厚朴苍劲,尽脱铅华,主要描写了奇特的巫医风俗、殡葬习俗、造酒风俗、腊祭习俗、婚俗等雷州民族文化事象。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管窥雷州风土民情对秦观后期心理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心理转变对秦观在雷州的创作情感及创作方向改变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司马相如独立自由之审美精神

司马相如一方面强调了赋的审美表达的丰富性,强调辞采的华丽和音韵的和谐,一方面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所谓"得之于内",从司马相如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审视,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即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李白杜甫对后世影响大小之比较

杜甫一生恪守儒家思想,而李白的主导思想却是道家,这是二者思想信仰最根本的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一区别决定了李白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不如杜甫那样广泛而深远。     

萧条异代不同时——论辛弃疾对杜甫的受容

在宋代词人中,辛弃疾是最善于借鉴、学习前人经验的.他广泛地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形成了自己气象万千的作品世界.在所有使他受益的前人中,杜甫是一个对辛弃疾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又少有人提及的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诸多相通,使得辛弃疾的词中留下了浓重的老杜痕迹.     

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遗山的词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尊崇和追摹.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相近相仿的人生经历,是遗山词学杜甫的根本原因.而诸种杜诗风格的融入,是遗山词学杜的具体表现.杜诗对宋金词人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元遗山等影响很大,其中以元遗山最为显著和独特.因此,称遗山词为词中的"杜陵嫡派"是毫不为过的.     

永州与柳宗元的辞赋创作

柳宗元的辞赋作品,大多作于贬谪地湖南永州。永州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及富含悲怨意蕴的文化传统,带给柳宗元崭新的视觉上和精神上的体验,从而生发了柳宗元的辞赋创作。永州的山水风物生动地展现在柳宗元的笔下;以屈原及其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浸润着柳宗元的创作;永州的民风民俗为其创作提供直接的素材。在异域文化的熏陶下,柳宗元的辞赋创作别开生面。     

杜甫夔州诗创造心态窥探

杜甫夔州诗数量大,质量高,被杜诗学界认为是其创作成熟期的代表。这与杜甫此间的心态有莫大的关系。他这一时期的心态大致有如下特征：以诗为一生的事业;以诗为一时的职业;左拾遗一职的得与失对诗人杜甫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杜诗对屈赋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屈原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在艺术手法方面,杜诗深受屈赋的影响,利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论证法,对杜诗中与屈赋有关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认为,杜甫有着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追求,在其创作中对屈赋有多处直接的运用和点化,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化心态也对杜甫产生了影响;杜诗受到《离骚》等以比兴手法表达丰富感情的创作影响,屈原首以男女喻君臣关系,用自然界的动物花鸟表达美丑好恶,杜诗在意象的选择上以屈赋为基础,但扩大为自然万物都可以拿来做象征的意象;杜甫部分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作可见屈赋浪漫主义手法的影响,与其一脉相承,屈赋的浪漫主义通过幻想和神灵世界描绘出了瑰丽奇异的画面,又通过热烈奔放与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来表现,杜诗也通过奇特的想象来构造虚幻世界,但形象往往有现实人物的身影,并富有乐观开朗和浪漫的情思;杜甫的一些诗歌创作继承了屈赋的悲秋主题,杜诗中频现枯木、秋雨、秋风等意象,悲愁主题的诗歌创作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屈原,杜诗充实并发展了这一主题并在其基础上扩展了表达内容。     

论傅玄女性题材诗歌的崇德倾向

傅玄的女性题材诗有崇德倾向。这主要是通过改造人物、直接下定义或改动关键词、增加议论或者评论、选择增删材料以及恢复和改造乐府古辞来完成的，目的是使读者明白晓谕而直接接受其伦理教化。傅玄女性题材诗歌崇德的原因，既与当时的士风、世风及其身世经历、婚姻状况和个人性格思想有关，也是受其挽救当时颓风的创造目的影响的必然结果。除了时代和个人因素也有文学因素，即对《诗经》、汉乐府的文学传承。这种倾向和手法对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