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伦理的角色定位及现代转型

传统儒家伦理内容博大精深,从其内容和所起的作用看,它属于规范伦理学。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不断创新和改造,实现规范伦理学向管理伦理学的现代转型,显现儒家伦理的现代活力：规范与应用,一肩而二用。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现代转型的价值重构

自19世纪开始,西方现代政治思想涌入中国,它被接受和吸纳的速度与程度等受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向现代转型程度的制约,其中传统政治价值的现代转型又是关键中的关键。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首先是传统政治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型,其次是以现代政治价值体系筛选、改造、吸纳传统的政治工具理性,最后是以现代政治价值为导引,注重从整体上改造和吸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视角、方法等精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政治思想体系,只有在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之后才能形成。     

论伦理人类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合理性

儒家伦理存在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论争所隐藏的意义是儒家伦理具有丰富多彩的样态。以伦理人类学为视角并通过"意义—实践"、"理一—分殊"的文化意义考察表明,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伦理传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必然,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的解释力和价值只有在文化形态之中才具有可信性,儒家伦理只有在文化形态中才能展现其现代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试论当代中国道德转型中的现代伦理意识的滋养

当代中国在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能否滋养出国民的现代伦理意识,是中国现代道德转型的关键问题。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其国民道德转型只能在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完成。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同样可以完成:(1)革命传统与国民伦理意识的综合;(2)国民道德与国家伦理形象的综合,以此滋养出国民的现代伦理意识,为实现国民道德转型奠定现代形态,进而促使国民道德转型的完成。     

论中国苗族习惯法及其现代转型

文章首先论述了苗族习惯法的四个特点，在此基础上，辩证地分析了苗族习惯法，指出苗族习惯法中的优良传统固然对苗族社区的发展起了很长久的促进作用，但也应同时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文章最后认为要努力把习惯法的优秀成果与发展市场经济接轨，通过发展经济、教育和吸收兄弟民族优秀成果，加速苗族的传统习惯法向现代化转型。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转型之精义

传统伦理文化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型的必要性主要来自于传统伦理自身发展特征及其在社会现实发展中的作用 ,传统伦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当今良好的人文环境决定了转型的可能性。要实现这种转型必须遵循传统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与普同性统一、渐进性与突变性统一的原则 ,只有这样 ,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先进伦理文化的建设和整个社会转型、发展     

中国传统音乐美育思想及其现代转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美育思想十分丰富。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备受中国儒家的重视,他们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美育还有淳化社会风气、和谐社会的作用。但由于过多地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也使音乐美育带有一定的缺陷。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也影响到我国音乐文化的变革,在实践的摸索中,中国近代的音乐美育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向,中国的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要求,引进了西方的美育思想,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特色。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从神权政治到伦理政治

中国上古社会政治文化经由夏商周三代以神权与王权合一为特征的神权政治到周秦时期以仁政礼制、王霸杂陈为治国圭臬的伦理政治,呈现出由多元走向一元的总体趋势。     

中国政治伦理的变迁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构建

政治与伦理密不可分,在政治生活中需要伦理价值对政治生活进行规范.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伦理价值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文章从政治伦理的概念出发,具体阐述了中国政治伦理的变迁,强调了当前构建中国新型政治伦理的必要性,以及提出了如何构建这一问题.     

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的现代解读

中国传统教育伦理强调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认为师德是教育之本,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和手段,在引导学生成长过程中具有示范和表率作用。教育"以德为先",德教优于法治,应将伦理教化与个体修身相结合,实现社会道德的个体化和个体道德的社会化。教育是人生的必需品,需平等对待每个受教育者,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人类的教育,教育之价值在于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从而使人的自由与责任相统一。     

传统谦德及其现代转型

谦德是中国传统德性之一,谦德的形成和发展伴随在中国德性发展和礼仪发展过程之中,经历了谦敬之心、谦卑之序、谦让之礼、谦和之境四阶段。谦德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具有四种含义,并表现为正反两方面的价值。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谦德仍具有其价值,但是需要进行现代转型,赋予其尊人尊己、谦让互利、谦和共生之新的内涵。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论中国儒文化的政治意蕴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两千年来始终受到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配.这就使中国文化不仅具有强烈的伦理情感,而且具有深厚的政治意蕴.     

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外在特征是以经世致用为基本价值取向 ,探求治国的学问和方法 ;它凸现人的政治行为的价值目标 ,强调个体自觉的道德主体性 ,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上的一种政治文化     

政治道德还是道德政治——评我国传统的德治思想

政治道德和道德政治是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以"仁"、"礼"、"忠"、"义"、"民本"等政治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其实是一种把道德理想化、绝对化的道德政治.再加上它以"人性善论"为出发点,以道德自律为主要实现途径,其实是一种政教合一式的、以人治为本质的道德政治,所以它最终没能使我国政治踏着传统的脚步走向规范化、现代化.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中国社会认同的现代化转型：政治与文化的向度

从学理上来讲,认同包含着政治和文化两重含义,但是对于以儒家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中华帝国而言,其实体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被迫纳入到新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中,而全球化所引发的认同碎片化更加加剧了原有嵌入体系的破坏。     

论现代社会转型视野中的制度伦理

制度伦理建构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制度伦理化＂或＂伦理制度化＂,而应当被理解为对制度自身的伦理属性以及对制度在社会伦理生活中的功能定位、作用方式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制度伦理构建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它一方面表明制度的伦理基础的现代变革,另一方面表明制度必须在现代社会伦理生活中起着主导性的规范作用。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平等地保障现代个体的自由与权利,而对那些可能损及他人自由与权利的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则是其主要的作用方式。     

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是行政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对规范行政行为 ,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意义重大。目前在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其产生的原因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极化。应当从多角度、多方面入手 ,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