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香港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战后三十年香港经济的发展香港现有人口将近500万,总面积只有404平方英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本来是个商业中心,主要从转口贸易中维持国民帐户的收支。在1941～1945年的日本占领期间,贸易停顿、货币贬值,粮食缺乏、民不聊生。战后,英国重新控制后,社会经济秩序逐步恢复。1950年由于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以及随后在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宣布对中国沿海实行经济封锁,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再次遭受打击,香港经济一再衰落。本来,随着香港局势逐步稳定,人口已在急剧增长。1945年香港人口曾减至60万,1947年却增加到180万,1950年却达到200万人。但当时的香港却只有1,500家小工厂,就业人数不到八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5亿港元多一点,平均每人750港元左右。     

上海工业生产是怎样取得较好经济效果的?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1.5倍,平均每年递增11.2％;全员劳动生产率,按一九七○年不变价格计算,提高了5.4倍,从一九四九年的4,412元提高为28,352元;向国家上缴的税利提高了22.8倍,平均每年增长13％。一九七八年以后,上海工业生产仍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一九七九年比一九七八年增长8.3％,一九八○年比一九     

战后日本是怎样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的

日本是一个能源奇缺的国家。能源问题历来是日本赶超欧美先进工业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要障碍。然而战后(包括十年经济恢复时期在内),日本只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就在战争的废墟上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是怎样解决经济发展与能源供给的矛盾的呢?本文想就这个问题略述拙见。     

我们是怎样评选优秀论文的?

《江苏农村金融》是全省农村金融战线广大职工进行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交流科研成果,反映农村新情况、新经验的学术论坛,创刊以来,在广大读者的热心支持下,到83年6月底,共出刊13期、登载了160余篇文章,对指导和推动本省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了更加深入地开展金融理论研究,开创农村金融工作新局面,使这个刊物更加为广大作者、读者所关心,进一步调动全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表     

爱因斯坦是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

方励之以天体物理学家的身份,热衷于向青年学生讲政治问题。尤其是1986年他出国转了一圈之后,更是大讲特讲。其次数之频繁,可谓紧锣密鼓;其内容之冗长,真是喋喋不休。从去年11月15到19日,日历只翻了5页,他的讲话竟达6次之多。方励之说:“每次出国以后,看到了许多对比的情况,我的感受用一句比较粗野的话来说就是‘恨不得踢中国两脚’,觉得中国发展太慢了,如果不再使劲踢中国两脚,此生实在对不起我们的民族”。这些话,大有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之概,好象十亿中国人都是浑噩之徒,唯有他这么一位忧国忧民之士。所谓踢中国两脚是什么具体含义呢?方励之的上述     

珍妃究竟是怎样死的?

清德宗载湉(光绪)的宠妃——珍妃,姓他拉氏,满州镶红旗人,生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其父为礼部左侍郎长叙。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她十三岁时,与异母胞姊瑾妃同选入宫。次年,姐妹俩被册封为瑾嫔、珍嫔。二十年(公元1894年),珍嫔晋封珍妃。珍妃年轻美貌,性情活泼,知书达理,聪慧贤德,初入宫时甚得慈禧喜爱。后因她常与德宗帝互换装束,女扮男装,喜欢慈禧所厌恶的摄影照相等新玩艺,加上隆裕皇后嫉妒,常在慈禧面前说她的坏话,遂使她逐渐失去了慈禧的欢心。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德宗帝接受了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主张,颁布改革命令,推行新政。珍妃积极赞助德宗帝变法维新,     

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

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军的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千余年来由于前人记载不一,并且互相矛盾,成为一个“有疑”问题。最近我们在探讨黄巢起义史实的过程中,翻阅了有关史籍,尤其查阅了有关的地方志,发现了一些过去较少被人注意的史料,现提供出来,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自五代两宋以来,一些笔记传闻中,许多人认为皮日休是被黄巢所杀的。如孙宪光的《北梦琐言》云皮日休“黄巢时遇害”。钱易的《南部新书》癸部云:“皮日休,历太常博士,后从巢寇遇祸。”其它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全唐诗》卷608《皮日休小传》、《全唐文》卷796《皮日休传引》、辛文房《唐才子传》、《皮日休传》、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清郭嵩焘的《郡斋读书志》和近人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均主张此说。其中《唐才子传》记载最为详尽:“乾符丧乱,(日休)东出关为毗陵(今江苏常州)副使,陷巢贼中,     

我们是怎样学哲学的?

我是中一烟厂工人哲学小组的组长,我们开始学哲学已经两个多月了。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学哲学的方法,收获和体会。我们这个工人哲学小组,是今年六月下旬成立的。有组员14人,其中生产技术工人占70%,职能     

怎样评价“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孔丘办教育的一个口号。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为了扭转批林批孔的方向,抓住这个口号,指使其御用班子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按照张春桥“讲历史都是讲现实”的模式,从反动的政治目的出发,实用主义地解释“有教无类”,予以一笔抹杀。今天,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新加以探讨,揭露“四人帮”的反动实质。“有教无类”的含义是什么? “有教无类”出于《论语·卫灵公》,是有确定含义的。但“四人帮”的“学术”顾问,长期以来,披着“学者”、“权威”的外衣,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不断地变幻着“尊孔”、假批孔的面孔,对“有教无类”的解释,作了实用主义的歪曲。     

怎样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怎样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这是当前史学界关心的问题之一。陈独秀,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法国,一九一五年主编《新青年》杂志,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海周评论》,发表过许多文章,在五四运动中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对于陈独秀当时的著作、思想和活动,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给予实事求是的公     

荣成经济是怎样实现跳跃式发展的

<正> 荣成市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是一个经济和口岸双开放的滨海城市。全市辖24镇、四乡、1030个行政村;75.64万人口。1992年,全市完成社会总产值118.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52.8亿元,国民收入47.1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10.3亿元,农民人均生产性纯收入1573元。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过省规定的“小康县”标准,在1991年全国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评比中,列第12位,居江北第一强。是江北工农业总产值第一个过百亿的县市。     

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

<正> 一九七九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的两本小书:《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在北京》。此后不久,《文史哲》编辑部就要我写一篇给青年人谈治学经验的文章,而且命题为:《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不过,我迟迟未敢动笔,因为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人微言轻,对青年不会有什么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五四运动史》一书尚未写完,谈经验未免为时过早。我在上面两本小书的《后记》中都表明了这样的愿望:“将来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愿意在科学的道路上重新起步。”意思是说,希望在那两本小书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争取完成一本可读的书。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五四运动史》就是近几年来在那两本书的基础上继续研究的成果。书成之后,总要有一篇序言或后记之类的文字,向读者交待写书的经过。因此,我写下了《我是     

鲁迅是怎样看待托洛斯基的?

最近读了几篇研究鲁迅的文章,其中谈到鲁迅的文艺思想曾经受过托洛斯基的影响。但是,因为托洛斯基的名声很臭,有些同志曾有意无意的迴避这一史实,或在资料上略而不谈。例如唐弢同志在《<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编校后记》里写道:“……找到而未收入的,有《亚历山大·勃洛克》译文一篇,因为后者是托罗兹基的原著。”(《回忆·书简·散记》第99页)我以为,既要求“全”,则虽为托洛斯基的原著,而为鲁迅所译的,倒也不必为贤者讳。因为事实毕竟是事实。1926年7月,鲁迅在《<十二个>后记》里,曾经这样评介道: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鸣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通文艺的批评者。他在俄国,所得的俸钱,还是稿     

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

我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到一九六三年底,我从《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中选讀了一百一十六篇文章,另外还讀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經常有人問我:“你为什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的回答是:“要从毛主席著作中获得做一个革命的人的道理。”如果說得更具体些,我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     

现代服务业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2008年9月10日,浙江省省委书记赵洪祝主持召开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座谈会。常务副省长陈敏尔,副省长金德水,省委秘书长李强,省委办公厅、省发改委、省经贸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外经贸厅长等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会上,赵洪祝书记认真听取了七位政府领导、企业家代表和专家代表的发言,并就如何发展浙江省现代服务业作了重要讲话。     

战后日本是怎样解决基础结构投资财源的

基础结构的各类设施不仅是国民经济活动的基础要素,而且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经济活动的公共要素,由此决定了它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特殊重要性及受益者的非单一性和受益者受益程度的非均衡性.战后,日本政府为了让受益者都能合理地负担建设经费,实行了基础结构设施建设经费分担制.日本的这一制度对我国解决基础结构投资的财源不无参考价值.     

汪精卫是日本人害死的吗?

汪精卫的死亡真相,在汪毙命不久到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流传着被日本人害死的说法。1983年以来,又有人说汪精卫是蒋介石派人害死的。关于后一说法,蔡德金先生在《南京史志》1985年第6期中已作了较详尽的辨析:本文拟就汪精卫是否为日本人害死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说明。本来汪精卫的死亡,据当时公私记载是很清楚的。它不仅为当时伪国民政府1944年11月10日的讣告所证实,而且为陈公博在《八年中的回忆》所确认;特别是《周佛海日记》中作了大量详尽地记述。问题本来清     

青年思想家的瞿秋白是怎样产生的?

瞿秋白的“早熟”是惊人的:少年时代就考虑国家、民族、社会、人生之类大问题,就能感到“政治恶象的刺激”,做出在民初的“国庆”日写挂“国丧”灯笼的奇事;十六、七岁竟能考虑到整个“社会问题的政洽解决”;十八、九岁就有“文化救国”的抱负,思考“佛教人间化”之类较深奥的问题;二十岁就在“五四”运动中成为俄文专修馆进步学生和北京学联的领导人物,《新社会》团体的主脑,写出不少颇具哲理思想的文章;二十二、三岁就写出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那样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思     

台湾的官僚资本是怎样走向市场经济的?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后,官僚资本也转移到了台湾,以“国”营经济、党营经济、军营经济的面目出现。1949年～1950年,它们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85%。经过43年的演变,民营企业的产值占了85%,与官僚资本的地位调了个位置。官僚资本是垄断资本,权势资本,依靠垄断和权势,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是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府失败退居台湾后,它们也作了认真的反思:它们之所以失败,一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