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初文人集团的地域成因

西汉初年已形成以藩国为中心、藩王为领袖、文人策士为主体的松散性文人集团。这些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游士的个人兴趣等有关,但也与汉初文人的空间分布相关。本文通过分析梁园文人集团的成因,认为地域因素对汉初文人集团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论政治神话及有关政治范式的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一

一、对政治神话的初步认识大概没有比“政治”一词更为人所习用不察了。“政治”的含义很多,我们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说明它。就实质而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反映了各社会集团(或阶级)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形式而言,政治是一种治理的艺术,或说是关于利益共同体的整合的艺术。在后一意义上,杰克·普拉诺将政治概称为“以社会权威的名义为社会制定和实施决定的人类活动”。中国传统的“政治”(或曰“政”、“治”)就是从这方面定义的。     

中国文人艺术的审美取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文人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殊主体 ,文人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本文通过对文人书画、文人诗、文人音乐等文人艺术样式的深入分析 ,归纳出了中国文人艺术与宗教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比较之下的一些独特而突出的形态特征 :布局上倾向于“疏简” ,色彩上倾向于“素淡” ,技法上倾向于“生拙” ,表现上倾向于“含蓄” ,趣味上倾向于“天然”。     

庶民社会的人生畅想与精神漫游──论中国古代小说的俗文化本质

古代小说被轻视的历史境遇实质是权力文化和文人文化对民间文化排斥的结果,表明了广大庶民在政治、经济不平等之后的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小说观念上,因其远离“大道”和“街谈巷语”而被权力文化与文人文化分别从政治、道德层面和艺术层面排斥。在小说主题上,其“忠义”的政治倾向其实并不一致。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伦理化,义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境界。后者往往构成庶民社会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道德依据。小说内容的传奇性是以庶民的“尚奇”意识为导向的,是其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人生物想和心理体验。由神怪、侠义、公案、性爱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奇物、奇人、奇事、奇情不仅是庶民的道德需要,也是审美需要,完整地体现了庶民社会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婚爱价值观。以奇为是的叙述显示出古代小说美学形态的幼稚和商业机制的早熟。而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原则,莫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庶民世界观。     

郑板桥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

郑燮（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字克柔,号板桥,是“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扬州八怪”是清朝“康乾盛世”形成的“扬州画派”的别称,是清朝文人画派的重要分支,是商品经济发展影响下文人画派必然产生嬗变的产物。清乾隆年间,正值封建的太平盛世,思想禁锢相对较少（尽管还存在着文字狱）。画坛上代表正统派的“四王”正处鼎盛时期。“扬州画派”在这时产生,决不是偶然的。从政治上看,扬州远离京城,非政治中心,思想较为开放,市民意识很强。从经济上看,扬州地处交通要道,商品经济发达,商贾云集,富甲一方,为艺术的繁荣和商品化…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文学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人社团

“社”本为土地神,由先秦时期“把社”的群体行为衍化为地方行政单位。以传承道统为目的的“士”人集团的民间化直接孕育了后世的社团组织。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社”命名的白莲社标志着中国古代结社意识的觉醒。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社团出现于唐代,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学的民间化倾向使“社”的组织具有多样性,文人社团成为文人士大夫优游林下的精神家园,结社与文学发生了密切关系,不仅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传播,而且形成了风格相近的文学流派。明代的文人社团有了飞速发展,社团组织的数量急剧攀升,并同政治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南朝文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南朝文人大多来自于世家大族或宫廷贵胄,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文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对当时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家族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学的规模;另一方面,士族文人的审美趣味强化了南朝文学“阴柔”的审美风格,“离别”、“伤悼”题材广受青睐。     

闲情逸致: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闲情逸致”是中国古代文人趣味的基本特征之一,“闲情逸致”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要内容,标志着文人对社会政治的某种疏离,也标志着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诗歌与书法功能的演变最突出地表征着文人趣味的形成过程.诗歌原本产生于原始巫术与宗教,是古人沟通“天人”的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后来诗歌功能开始泛化为君臣之间、卿大夫之间的交流方式,总之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显现.在主流话语中,直至东汉中期以后,诗歌才渐渐成为表达个人情趣的手段.书法原本完全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也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渐渐获得欣赏的功能,成为文人个性和才能的表现形式.诗歌和书法功能的这一演变过程与文人趣味形成的过程,因而也与文人身份形成的过程是同步的.诗歌和书法成为表达“闲情逸致”的艺术形式也就表明了文人趣味的形成并获得合法性.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政治视镜中的规范化"写作"--论建国初期丁玲的文学创作

建国初期 ,丁玲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新体制的“规范” :其性质不再是源于生命的情感冲动 ,而成为一种在既定范围内的“意义”搜寻 ;在内容上 ,不再有私语化的话语空间 ,它所表达的是体制化的公共话语 ;在形式上 ,以直露的艺术手法使文本“旧瓶”化 ,使之显得异常地浅近直露。在她的创作中 ,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政治视镜 ,是贯穿始终的中心和基本线索 ;显示新体制的规范 ,是她从事创作的目的。     

中国传统艺术的“自足性”

与西方艺术相比,中国传统艺术更重视理想的表现,它使人们在艺术中得到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自我满足”,此即中国传统艺术的“自足性”。这种自足性,在小说戏曲中的突出表现是大团圆结局;在山水田园诗画中则表现为宁静、和谐、神韵悠远的意境。导致小说戏曲中大团圆结局的根源,主要是儒家的中和思想、中国文化的“乐感意识”、封建专制制度及市民阶层的理想愿望;导致山水田园诗画中宁静、和谐、神韵悠远意境的根源,则主要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愿望与处世态度。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考工记》与中国建筑艺术的“正”、“奇”之美

《考工记》是古代关于百工技艺的文献,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然而,对这方面尤其是对建筑美学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对《考工记》进行研究,认为它体现了“正”美和“奇”美的辩证统一,并以“执正以驭奇”的审美终效,获得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所奠定的重要美学法则,对我国建筑的设计与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情法张力下的北宋文人政治

“以情”和“以法”是宋代文人政治中两种不同行政倾向,文人官僚们也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但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二者造成的紧张中。“议者”和“论者”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是缓解情法张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这种话语权有可能被误用。情法之间的制度制衡力量并不可靠,情法张力一方面考验着士人的政治良心和学术灵魂,另一方面,也是庆历士风丕变的重要内营力。在情法张力下产生的文人争执,是文人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心态发展的标志,既高扬了一种直道不悔的精神,也开启了党争的大门。     

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

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许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据《新唐书》卷二百零一《杜审言传》载：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这一文人集团的形成，在那一特定时代文化氛围与艺术进程的推就之中，显示出共同的审美趣尚与艺术贡...     

诗可以群：略谈元桔体诗歌的交际性

唱酬诗是儒家礼仪文化和人伦精神在诗歌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交际性是元祜年间苏轼文人集团唱酬诗中的突出特征。“以交际为诗”的元祜体在文学史上向来名声不佳,但平心而论,元祜体不仅未脱离孔子倡导的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把“诗可以群”的功能推向极致,扩大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起的积极作用。其在文学史上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即以艺术的竞技和应答来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