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中带残存活者的数量不断增多,长期照料服务将是未来社会养老服务的重点,但学术界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方面的研究不多。本文在对过去理论文献进行梳理后对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诸多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得到结论:居家长期照料仍是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模式,社区照料服务的介入非常必要;接受机构长期照料的群体主要是经济状况好、不能自理程度高、代际间亲密性弱的南方城市长期照料老年人;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子女数量并不能阻碍老年人选择机构长期照料。     

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文献表明中国老年人传统上依赖家庭照料,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这与西方的社会化照料模式以及夫妻关系核心呈现明显不同的特征。但是,伴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社会支持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对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正在转变,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的主体,但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家庭代际支持的强弱对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选择仍然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健在子女数量在2个及以上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照料模式,而没有健在子女或只有1个健在子女的老年人则更倾向于转型期照料模式和社会化照料模式;老年人经济状况与子女数量交互影响照料需求模式选择,低收入且子女少的老年人面临着照料困境。研究还显示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养老观念对照料需求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主观认为自己不健康的老年人以及具有现代养老观念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化照料。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自西向东表现出对社会化照料模式的接纳。     

快速老龄化时期城乡老年人的家庭养老照料负担

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数据,设置老年人家庭照料负担水平指标和照料强度指标,对比分析城乡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负担和照料强度。研究发现,日常活动能力受限后,镇和乡村老年人的照料负担重于城市老年人;城市老年人的家庭实际照料人数明显少于镇和乡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城市老年人的照料强度高于相应的镇、乡村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加重了城乡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强度,且在城市老年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患重病后,乡村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的家庭照料强度重于相应的城市、镇老年人。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照料负担具有显著影响,有效降低家庭和社会照料负担需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建设立足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     

城市家庭子女对父辈的养老支持分析--苏南四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

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养老模式发生了变化,现在到底是怎样的状况?通过分析城市家庭中子女在父辈养老过程中对父辈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状况,可以发现,居家养老是现阶段城市老年人养老的主要形式,子女在父辈的养老过程中主要发挥了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的作用,经济支持方面则表现为社会保障(退休金)支持下的老年人的自养.     

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文章利用2011、2014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实证检验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很好”和“好”的概率，降低了“一般”和“不好、很不好”的概率。（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对于自我健康感知较差、对非家庭成员有社会依赖、仅与子女同住或与配偶及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效果更显著。（3）对于目前尚无照料需求的老人，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减轻了其焦虑程度，进而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对于有实际照料需求的老人，在家庭照料未满足时社区照料服务可及性能够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文章认为，应充分认识社区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晚年的价值和作用，提供全方位的社区照料服务，实现老有所护、老有所安，提升老年群体服务获得感、照料满足感和生活幸福感。     

正式照料抑或非正式照料:照料模式对高龄老人临终照料成本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尝试探究了机构照料、社会照料和家庭照料3种照料模式对我国高龄老人临终照料费用和天数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照料和社会照料均与较高的临终照料费用与临终照料天数显著相关,但机构照料仅与较高的临终照料天数显著相关.此外,临终老人的照料依赖程度对于不同...     

子女生活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促进还是选择

文章利用2002年在中国8个省份进行的父母-子女配对调查数据,应用联合方程模型,对这两种效应同时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子女生活照料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的选择效应和促进效应。在选择效应未被分离时,促进效应被严重误估。在分离选择效应以后,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料的促进效应才得以凸现。     

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研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使用2017～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实证检验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更高,而独居老年人的自评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差异。机构养老对少子女或无子女、高龄空巢的老年人积极意义更加明显。日常照料、精神慰藉和医疗服务可及性是提升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的三种重要的机制。其中,机构养老的短板是精神慰藉功能较弱,非机构居住的不足在于医疗服务可及性相对较差。对此,文章提出加强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服务建设、增加机构养老服务供给、注重关爱非机构居住老年人的政策建议。     

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子女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

年龄认同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以往关于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的研究较为少见,并且没有关注子女代际社会支持的作用,关于中国老年人隔代照料与年龄认同的相关研究也极为缺乏。本文根据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调查追踪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隔代照料与中国老年人年龄认同的相关性,同时利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法考察子女代际社会支持(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即照料孙子女使老年人有更积极的年龄认同;隔代照料与城市老年人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农村老年人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与老年女性年龄认同显著相关,与老年男性年龄认同在统计上不相关,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性和性别差异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工具支持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年龄认同之间发生了完全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及中国家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社会和家庭一定要关注老年照料者的健康问题和生活需求,要重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对于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其成年子女应给予更多的代际支持,提升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的促进作用。     

城市社区长期照料体系的现状与问题——以上海为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长期护理需求日益增强。而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护理功能日趋削弱,传统的老年长期护理面临严峻挑战。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居家养老为基础的社区服务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化养老模式。本研究以上海为例,从服务的提供、人力资源、资金运作、照料质量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城市社区长期照料服务体系的现状与特征。文章最后提出,应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的培训、完善质量监控机制、扩展日托所功能、提高政府对社会服务事业的投资、建立税务激励机制等途径推动社区长期护理社会化服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瘟疫对人口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比较缺乏关注的问题,而史籍中的一些笼统的记载以及近年出现的探索性研究似乎显示,瘟疫是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发展最具威力的"冷面杀手".情况究竟如何?笔者通过对发生在清代江南的一些瘟疫个案的考察,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率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老年人口健康生活质量评价原则的探讨

老年人口健康生活质量的评价是社会养老保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 ,尽管各国都进行了许多有关的评价研究 ,但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评价还没有较成熟的权威性量表 ,各种方法各有利弊。本文结合传统的老年人健康状态和功能评价 ,以及老年人口的特点 ,探讨了老年人健康状态和功能评价的思路和内容     

社会安全阀机制与贫富差距调适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是一客观不争的社会事实。社会安全阀机制则起着调适贫富差距的作用,从而缓解了贫富差距所可能导致的利益和社会冲突,维持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研究立足于贫富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着重对现有社会安全阀机制进行分析,并指出在健全和完善相应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基础上消除较大的贫富差距。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Survey of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Li of the Hai-nan Island]

Hai-nan Island i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has a population of 5,520,000, of which 85% belong to the Han ethnic group, and 13.4% to the Li ethnic group, and there are other small minorities. Since 1949, the population of Hai-nan Island has more than doubled, and a serious population problem exists. Among the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growth for the Li people in 1 autonomous region of the Island has been very rapid for 2 reasons: 1) the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moving in from other places, and 2) a high fertility rate among the Li people. In order to slow down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Island, the 1st step should be to slow dow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the Han people. The Li people live mainly in rural and poor areas, and their production level has been very low. In the past 30 years, tremend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 improve the health care and livelihood of the Li people. Before 1949, the total number of Li people was only 300,000. By 1980, the Li population had increased to more than 740,000, more than doubling the 1949 figure. This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has help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the Li people. On the average, each household in the Li autonomous region has 5.3 childre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eople, family planning is needed for the Li community. The traditional belief of having more children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change in the minds of the Li people. The policy of offering economic reward to those who follow family planning regulations is working, and more work is needed to curb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论e时代的发展

e时代悄然而至,没有大革命的激昂,没有大萧条的阵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人人关心e时代,讨论e时代,参与e时代的决策,不仅大有必要,大有可能,而且已是时代的必然。本文试图对e时代的缘起、趋势、物质基础和社会特征作一简要的描述。     

陕西省返贫人口特征分析与对策思考

扶贫开发,经过七年艰苦奋战,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返贫现象却十分严重。陕西省的返贫人口大致有五类,返贫的根源是人口增长导致生态失衡、人口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质偏低、人口产业结构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结束了我国实施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本文通过构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模型,以研究2016—2100年全面二孩政策下基本养老金收支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夫妇越多,养老统筹基金开始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相应地向后推移,处于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区间相应地缩小,并且,养老统筹基金的累计结余随之增加.研究进一步发现,当二孩生育比例处于10%—30%的低生育水平,在维持原财务状况不变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14.44%—17.75%;处于50%—70%的中生育水平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10.36%—12.10%;处于90%—100%的高生育水平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下降到8.44%—9.01%.这表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改善我国养老统筹基金的收支关系,缓解养老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但是该政策受到生育保障力度的影响.     

新农保个人账户财政补贴激励效应研究

新农保试点的跟踪调查数据显示,与"一刀切"财政补贴方式相比,"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并未能比"一刀切"补贴方式更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试点地区的多数参保农民都选择了个人账户最低缴费档次。本文利用引入新农保制度和政策信任程度的代际交叠模型,分析了个人账户"差别化"财政补贴提高参保缴费档次选择的激励效应及实现条件,并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辽宁省调研数据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的激励效应以参保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和财政补贴的边际补贴水平为条件,只有在较高的政策信任程度或较高的边际补贴水平条件下,"差别化"财政补贴方式才可能有效激励参保农民提高缴费档次选择。     

农民养老政策系统的协调性分析——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国家官方网站的相关政策文件为样本,以政策支持农民养老为理念,以系统协调性为框架,实证分析了农民养老政策系统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农民养老政策系统不协调表现在主体子系统内部、客体子系统内部、主客体子系统之间、本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本政策系统与环境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