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少子化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的衍变

日本少子化倾向日趋显著,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日本年轻人晚婚、不婚,晚育、不育是导致少子化的直接原因。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少子化不只是日本特有的现象,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少子化进程也较为显著。而且,这些国家少子化的背后有着与日本相似的原因和社会背景。本文旨在对日本少子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的衍变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中国提供借鉴与参考。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体系及政策工具评析

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已近半个世纪。日本的少子化对策是日本政府为遏制本国的少子化进程、提振生育率而制定、施行的,由一系列相关法律、制度、规划及具体对策措施所组成的综合性的政策体系。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历程可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分别以出台第一项对策、制定第一部法律和召开第一个专项会议为阶段开始的标志。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体系可归纳为四个层次和三条主线。四个层次依次是国会立法的顶层设计、内阁会议决定的政策框架、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的综合应对、其他政府部门和专门会议的具体施策,由顶层向底层进行指导,由底层向顶层进行扩充和执行。三条主线为经济援助、支援生育和育儿、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互有交集,共同反映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基本理念和整体目标。利用政策工具方法对日本少子化对策进行量化分析可知其创造良好婚育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增强婚育意愿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阻碍的拉动作用较小;对策内容向育儿支援过度集中,严重缺乏对于婚姻的支援。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相对于少子化进程严重滞后,错过了最佳应对期,是导致对策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中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尽早开始应对少子化问题,通过制定整体性的配套措施配合生育政策的调整。     

日本和法国的少子化对策及启示

日本和法国同为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尽管导致两国少子化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两国都为扭转少子化趋势推出了诸多举措。法国少子化对策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推出了名目繁多的家庭补贴制度;二是积极创建工作育儿两不误的环境;三是在总和生育率尚处于并不太低的水平时就及早推出了各种举措。反观日本,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推出了诸多举措,但收效甚微,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在总和生育率已降至很低水平时才调整人口政策并且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力度远远不及法国。法国少子化对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企业、劳动者的紧密配合,举国一致为此付出努力。可见,要想从“低生育率陷阱”中摆脱出来,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及早深刻认识少子化的消极影响,举国一致付出艰辛努力,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应对。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孩次、生育时间与生育水平——基于中日韩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变动与差异的机制研究

文章描述1990 ～2015年间中日韩三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特征,揭示孩次结构和分孩次生育时间对平均生育年龄指标的影响,分析三国部及国家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的影响极为显著,但21世纪近5年的在机制表现值得关注.与日韩相比,中国妇女总体及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都相对偏低;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态势后的在机制存在差异.文章还就平均生育年龄指标在衡量生育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时间在提升生育水平方面的政策意义进行讨论.     

日本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研究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对生育意愿起显著作用的因素变得不显著。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新型的生育文化,它是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人口少子化与养老金制度改革

少子化是近年来发达国家人口发展的一种新趋势,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其中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最大。本文通过对日本少子化发展趋势及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分析,透视日本人口少子化对养老金体系的冲击及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但对真实生育率却一直迷茫,人口规划与宣传口径与实际调查统计长期严重脱节.为了推进低生育水平研究,文章综述了低生育率类型的划分口径,并对若干生育率或出生漏报率的估计从方法上做了简要评论.借鉴国外低生育因素模型,文章对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发现:推迟生育对总和生育率具有显著压抑作用;而子女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式已经从多生转向性别导向的人工流产,因而也会显著降低生育率.文章还通过示意性测算表明,在低生育率研究中忽视其他抑制因素便会导致夸大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此外,文章还对近年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乃至全国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青年群体晚婚对男女两性生育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CSSCI

文章使用CGSS2010-2018六年调查数据,从生育观念转变和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探讨了初婚年龄对青年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初婚年龄推迟显著降低了青年男女的生育行为,未发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青年女性,使用人口性别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2)青年男女初婚年龄推迟通过弱化传统生育观念和提高教育正向同质婚配概率是导致生育行为下降的主要原因,加之男性的生育意愿主导家庭的生育行为,因此晚婚对青年男性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女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户籍晚婚对生育行为的负向影响大于农村户籍并且对城市青年男性的负向影响最大,农村青年女性的负向影响最小;青年群体初婚年龄增加对生育一孩、二孩和三孩的概率都显著为负且负向影响强度依次增强,而且负向作用男性大于女性;80后90后男性晚婚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大于女性,但60后70后不显著。     

失业率、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率的相关性研究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及实践两种角度,对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及失业率是人口迁移率大小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 21世纪我国人口的迁移做了预测。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隶属等级分析

基于反映健康不同维度上的50个变量,本文用隶属等级模型将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分析结果表明,健康隶属度随龄增加而递减趋势明显,城乡在健康隶属等级上的差异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总体上说,健康隶属等级年龄差异大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     

提高安徽省人口文化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事业总体上比较落后,导致安徽省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地制约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针对安徽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结合省情省力和"科教兴皖"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并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对我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走什么样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反思,提出了我国应走以规模扩大式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甘肃省人才问题研究

本文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才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人才总量及相对存量、人才的地区分布、人才的行业、职业构成以及科技、教育(主要是师资)状况的分析,就我省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症结所在.     

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248名八旬老人与437名七旬老人的生活质量(QOL)与生活满意度(DSL)的调查分析,发现八旬老人生活质量不如七旬老人,但生活满意度却优于七旬组;八旬老人呼吸系统与五官科疾病多见,但影响八旬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与糖尿病;婚姻状况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大影响.     

寿命学的难题

寿命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和归宿是揭示延长寿命的理论导向和途径,其核心问题是延长预期寿命使之日益接近最大寿命,甚至与最大寿命重合.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及其困难,甚至是不能实现的遐想.我们只能尽一切可能使两者更加接近,完全重合是在可望而不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