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早期儒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

早期儒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是从“性”开始的,通过“性”他们得以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界定,以此为他们各自的理论学说服务。早期儒家认为人的自然属性包括感官之欲和情。同时还认为道德构成了人的本质,用道德因素制约人的先天属性,才能使人性由物性状态升华到人性状态。早期儒家既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具有客观必然性,也看到了它潜在的危险性,认为对人的自然属性要进行以节欲、养性和修心为内容的调控,才能稳固人伦秩序和向理想的人格飞跃。     

从人性视角探析先秦儒学久为治世之道的原因

先秦儒家对人性的认知经历了性无善恶论、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几个阶段。但从仁礼并重的体系架构看,先秦儒家没有绝对的性善论者和性恶论者,孟子和荀子只是对人的自然属性扫社会属性的强调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先秦儒家力图用“仁”来引导和培育人性中的善端和良知,使人们学会“爱人”、“敬人”;用“礼”来规范和约束人性中的恶念和贪欲,使人们拥有理性和智慧。仁礼并重的学说体系是先秦儒家对人性善恶的合理应对,家国同构、稳健实用、积极入世的治世之道是先秦儒家对人性规律的合理运用,它们共同构成儒学独尊千年的人性依据。     

儒家仁爱思想的历史发展与反思

爱是儒家学说的思想起点。为了由血缘之爱推出社群之仁爱,儒学从天人两个向度展开思想探索,并在理学成果中表现为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的辩证世界观,以此来完成人性结构与世界本体的同质同构性说明。儒学最有特色的成果是修养功夫论,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通过“中和”问题的探索,开拓出知识与道德互相启发的精神实践道路,为中国哲学中真与善的矛盾求解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也由此探索出了一条仁爱的精神实践道路。     

荀子道德修养观探析

荀子道德修养观探析刘玉明迟淑荣荀子属于儒家还是法家？目前学界认识基本一致,即荀子属于儒家,并认定荀子是先秦儒学之集大成者。然而,在论及荀子的道德观时,有论者认为,荀子侧重于“礼制”和“礼教”,而不注重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沈善洪、王凤贤《中国伦理学说...     

关于儒学中"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一些思考

儒学思想有一种原则,就是崇尚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多个世纪累积而成的精神尺度。儒家相信人不应受动物属性和快乐欲求支配,而应在大的精神尺度上成为一个“人”。这个大的尺度就是由历史文化累积而成。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是从自然人权的初始假定引申出来,与从“人禽之别”引申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前者可称为“权利”道德,后者可称为“教化”道德。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落实“权利”道德。但“教化”道德也应纳入学术界的视野。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儒家的中庸学说可多层面解读,从道德与伦理两个层面考察中庸的意蕴,道德的中庸并不完全等同于伦理的中庸,道德的中庸侧重德性,伦理的中庸侧重规范。我们辨析儒学的现代价值,目光应更多地投向儒家所主张的道德的中庸。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儒家的中庸学说可多层面解读，从道德与伦理两个层面考察中庸的意蕴，道德的中庸并不完全等同于伦理的中庸，道德的中庸侧重德性，伦理的中庸侧重规范。我们辨析儒学的现代价值，目光应更多地投向儒家所主张的道德的中庸。     

孟子与道家

孟子是正统儒家之徒,但他游学稷下,深受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影响,使他深化和发展了孔子学说。孟子深入探讨了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的本然根据,揭示了人性之本然与自然的一致性,努力把仁义礼智化为人的内在本性的组成部分。孟子的心性学说为儒家道德学说尊定了理论基石。孟子的四端说、“诚者天之道“说”、人性自然说、本心说、不动心、存心、养心说,均得益于道家的道论、心性论以及心气论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人性与道德善恶

合理界定人性的内容及其与道德现象的关系,是理解并鉴别以往人性善恶理论的基础,也是科学阐释人性与善恶关系的前提。人性有固有属性与关系属性之分。人的固有属性是人同他人、他物无关而独自具有的属性;人的关系属性则是人同他人、社会发生特定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人性的道德善恶是一定社会主体依据特定道德目的对属于道德现象的人性内容所作出的描述、判断与评价。脱离三个必备基本要素———道德主体、道德现象、道德目的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能得出人性是善是恶的结论。     

孟子思想与儒家伦理的思考

针对人性问题,告子与孟子进行了多次论辩,对论辩内容所涉及的儒家伦理进行分析论证,来探索孟子学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原则和策略。研究认为,孟子从仁义内在的立场出发,对告子人性论观念提出批评,其主要凸显的是意向关联性与非观察者姿态的人之存在的本质,这一看法是儒家学说的人文内核;孟子用道德本能将自然与人文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否定告子认为的人性无确然的定体观点,王夫之将孟子这一思想进一步阐释为“天命自然之理”,孟子对自然观念的深度改造与汲取,奠定了中华文化中强调态势、关系性的发展基调;孟子用仁义礼智表示人性固有的道德本能,以“嫂溺援之以手”表达恻隐之心优先原则,用道德情感优先能够给予人的良知良能以一以贯之的实现,这与西方哲学中特殊情境下注重优先原则有同样深远的考虑。告子与孟子等历史时期的儒家伦理争鸣表明,儒家学说强调人文化成的意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对自然观念加以升华悉收,这是中国文化能够稳定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把握,对孟子以及儒家思想加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反思与改进。     

试论朱熹“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

立足于对人生境界的道德设计和理想追求,是先秦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到了宋代,朱熹作为新儒学集大成者,在重建人的哲学中,系统阐述与发展了儒家的人生境界观和价值论,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德性人格学说。本文仅就朱熹的“心与理一”的人生境界观作一扼要论述。一“心与理...     

德性儒学的成就、困境与走向

在西化思潮盛行、传统儒家受到打压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新儒家适应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大趋势,从弘扬儒家德性入手,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新儒学运动。德性儒学发端于梁漱溟,中经熊十力奠基,到牟宗三终结。德性儒学批驳西方中心主义,彰显中国哲学的民族精神,接续传统并走出传统,把握人性根本,回应西方哲学的话语,安顿价值世界,挺立道德主体性,开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做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德性儒学未能突破道德中心主义的藩篱,无法从“内圣”中顺利地开出“新外王”,应对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无法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无法突破“精英儒学”的小圈子,从而陷入困境之中。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情结,过度强调应然,没有直接面对实然,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论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性

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与其作为一种道德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其政治实践的起点建基于对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由之形成一种以人性修养为根本的教化政治,其仁政思想也是与为政者的人性修养密切相关的。儒家的“经”、“权”思想,为其在义利、律法等具体政治实践方面,提供了灵活调适的策略。     

走出人伦道德的世界——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生长的思想根源(续)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发展到了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人”的新阶段 ,而这种重新界定意味着中国政治哲学和伦理文化的新时代———“近代”的开启。传统儒学主要是从人伦道德的角度界定和把握人 ,而近代思想家们则首先视人为一具有自然欲求的存在 ,进而走出了传统儒学关于人性之善与恶的纷争 ,主张性无善恶之分别的自然人性论 ,强调了人性中“智”的重要性 ,由此而对以个体本位主义为价值诉求的新人格作了建设性的探究 ,为近代“权利”文化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现代新儒学的本质是道德决定论

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大学派之一,它试图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而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念是坚持思想文化决定、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其表现为: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所坚持的"中体"就是传统儒学的道德学说或心性之学,"西用"虽已不同于洋务派的西艺、西技,但本质是一致的,仍是19世纪"中体西用"理论的现代翻版。此外,由于现代新儒家的绝大多数学人都是道德决定论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而是巨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