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基于国学智慧构建生态经济新模式的合理性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明示了生态文明时代中国新型现代化的趋向与特点。新型现代化是不走以"无发展的增长"、"无根的增长"和"无未来的增长"为表征的封闭僵化老路的现代化,是凸显生态现代性维度的现代化。生态经济以构建生态文明为旨归,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途径。生态经济和国学智慧声望地位的同步显性化、生态经济和国学智慧旨趣向度的一致性,是国学智慧和生态经济走上合作之路的理论基础。传统国学思想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有助于抚育生态经济。基于国学智慧构建生态经济,可以确证现代化普世说之偏颇和中国现代化模式之独特性。理性地对待传统国学,谨防从"文化虚无论"走向"文化至上论",是挖掘国学当代价值的应有之念。     

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

20世纪20年代,针对一度风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些趋新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又相当强调国学或国故学的"资格",力图将许多不具此类资格的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这样一种希望维持国学之"清纯"的努力,揭示出这些国学的否定者其实相当看重国学.     

国学之统宗与国渣——论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

章太炎晚年治国学由求真转向致用,强调国学的目的是修己治人。他从儒家经典中选出《孝经》、《大学》、《儒行》和《丧服》,称之为"四经",以为它们乃六经之要旨,万流之汇归,国学之统宗,以此提倡儒家的孝道、礼制和伦理道德,试图改变世道民心。"国学之统宗"即使在国粹派中也并未得到认同,它在国学运动新倾向成为主流之后是国粹主义存在的一个极端,是最"国渣"的典型。我们回顾章太炎晚年的国学观念,对于认识近年国学复兴出现的国粹倾向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所谓"国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数术方技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1].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与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原因复杂,既有积极的元素,也有消极的因子.为使其健康发展,必须端正研究和普及国学的目的,正确认识国学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分清国粹与国渣,既尊重历史又与时俱进,既强调研究又重视普及,同时要以客观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国学热"的争鸣.     

“国学”是否应消亡

"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并非自古就有的概念,近代"国学"热潮与"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文化思潮不可分割.但把传统"国学"化身为当今"国家最高学术",却是大错特错.当代中国的"国学"不仅包括亘古以来的本土文化,还应容纳"五四"以后榆入的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可称为"新国学".--此种无所不包的"新国学"观恰是对(旧)"国学"的解构.如此以来,"国学"这一称谓是否还有存在之必要?     

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

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废之争及其现代启示

诞生于"整理国故"运动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盛极一时,却很快地宣告停办。其深层原因,缘于改办大学之后,清华内部的学术生态、权力结构和校园思潮等一系列因素的消长。首先,由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建制并不符合现代大学体制,研究院与大学部的关系紧张。其次,随着清华少壮派教授之崛起,确立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及传统,改变了校园的权力结构。最后,"清华文化运动"为激进政治思潮所取代,校园思潮有显著而迅疾之转移,国学研究院失去了维系其存在的"民意基础"。清华国学研究院虽是"昙花一现",却有其独特的学术建树和丰富的现实启示。     

"国学"不宜用于命名一级学科

当下学界最出格的"国学热"莫过于欲将"国学"推上一级学科位置的盲动."国学"一词原本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即"邦国库序".汉唐以来,国学主要指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及其附属的等级地位最高的国立学校,而崇尚儒教为"天子之学"的一般特征.正是由于儒学即国学、国学即儒学的涵义根深蒂固,一些学者所谓的"国学观"之争主要是儒学观之争,而儒学观之争的焦点又是儒学现代价值之争.独尊儒术的"国学"不适用于现代;区隔中西的"国学"存在重大偏弊;涵义混乱的"国学"无法界定学科;夸大功能的"国学"不能使之太热.如果将"国学"列入一级学科名录,就会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国学与文化自觉

国学原指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及其所教育的内容,目的是使贵胄子弟接受礼乐文化、军事技能、驾驭技术、政治典章、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教育,成为社会精英。近代以来,国学的含义有所变化,有的认为国学是本国固有学术及其包含的独特精神,有的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还有的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研究它的现代学术形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学在中国重新出现热潮,既是"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又是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建设迫切需求,更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价值互补诉求的反映。它越来越聚焦在中华文明独特的核心理念。国学研究能否深入开展,取决于能否真正了解中华文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人类文明已经做出和可能做出的贡献。     

学科级别与"国学学位问题"——试评《学科专业目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遭遇的"国学学位问题"之瓶颈,不仅是一所大学所面临的"学科级别"问题,而且是国学在当今中国之命运的一个风向标.国学学位之解决,需要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证.     

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考

虽然陈垣"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一语为中国文史学界熟知,但却是"耳熟"而不"能详",甚至出现一些不正确说法。在陈垣自己并未留下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借助北大国学门的相关记载,可推断出陈垣此一言论,当出自1923年9月30日下午1时于"城南龙树寺之抱冰堂"召开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一次恳亲会谈话。这一出处的确定,为研究中国文史研究在1920年代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卜辞所见(隹冉)祭考

卜辞有(隹冉)字,又作(隹隹冉).从音形分析,<集韵>之"那"作(多冉)",<说文>之"那"作"那";"朝那",<后汉书·郡国志>作"朝那";<国语·楚语上>"富都那竖"之"那"字,<周礼·天官·序官·内竖>孙诒让正义引<楚语>作"(冉阝)";<左传·庄公十八年>"迁权于那处",杜顸注:"那又作(再阝)"等,由此可见(隹冉)字下所从之"冉"与"那"字左形的关系.<说文>及段注释"冉"为"柔弱下垂之貌",<楚语>高诱注"那,美也",可证"冉""那"意义上的联系.段注:"凡惊词曰那,即(鬼堇)字",<诗经·桑扈>之"受福不那",<说文·人部>作"傩",<陈风·隰有苌楚>之"猗傩其枝",意即"婀娜其枝",可见"那"与"傩"的联系.(隹冉)字上所从"隹"可能指示傩事所带凶恶面具.(隹冉)字在意义上与文献中的"難"字相当.结合上古礼制分析,(隹冉)事即是一祭祀活动,后来的傩祀是早期(隹冉)祭的延续.     

国学的三种形态

"国学"话语,内涵复杂,理解和谈论也十分多样化.就具体形态来看,百年国学可以划分为"国粹"、"国故"、"国本"三种,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显著差异,同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诸多问题的背后,又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和隐微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折射出历史进程与文化变迁之五光十色的样态.     

仲雍事迹考述

本文考述仲雍的有关生平事迹:南方的"吴"本来叫做"虞",是太伯、仲雍所立,故仲雍又名虞仲;《论语·微子》中的"虞仲"非太伯之弟仲雍,而应该是别有其人;太伯是由于仲雍的意见,才最终下定了辞让君位的决心;太伯"端委以治"而仲雍"断发文身",体现了仲雍的聪睿和政治智慧。     

《论语》几则新解

《论语·述而》篇"天生德于予"章中之"德",旧注多解为"道德、秉性",笔者解为天命之责任。《为政》篇"道之以政"章中,"政"字旧注多解为法令,笔者释为武力、暴力。"为政以德"章中之"德",旧注多解为君主之道德,笔者解为明民之德,"众星"旧注解为"下属,民众",笔者解为"礼乐刑罚"。《里仁》篇"君子怀刑"章中,"刑"字旧注多解为"法度",笔者解为"典范"。"苟志于仁"章中,"志"字旧注多解为"志向",笔者解为动机。     

傅说之名再考辨——兼论“鸢”字及其他

《清华(叁)·说命》描述傅说外貌时说"厥说之状,鹃肩如锥","鹃"当从虞万里、胡敕瑞读为"鸢","鸢肩"即双肩上耸;"傅说"之"说"在《上博(五)·竞建》简4中写作"鸢",在《清华(叁)·良臣》简2中写作"■"。基于这两点,傅说之名"说"本应写作"鸢",或用"说"、"兑"、"敓"者,均为"鸢"之假借字,并取义于尖锐之"锐"。睡虎地秦简《日书甲》"诘咎"篇"为刍矢以■之"等处的"■"非"鸢"字,当释为《说文》训作"缴射飞鸟也"的"隿"。《诗·小雅·四月》"匪鹑匪鸢",《说文·鸟部》"鷻"下引"鸢"作"■",此"■"很可能就是"鸢"字的讹写,非见于《说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