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性地思考"国学"

"国学"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很多人对"国学"的理解存在误区.现代学术相对于"国学"来说是进步,而非退步;现代学术可能存在一些误读,但这并不是现代学术的必然结果,"国学"研究当然也必定存在诸多误读;"国学"的气度应该宏阔,不应该只研究"中国的",而应该放眼世界;"国学"热的真正原因是,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复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愿望,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实质是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绝不是其偏狭性.最后,我们呼吁,应该理性地思考"国学".     

马克思与正义

马克思关于正义的思想是本质主义的和辨证的。一直以来,人们按照非道德主义去解释它。确切地说,它是对传统的自然法的一种综合——这种自然法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作为完善或理想实现之潜能的自然),而完全不同于霍布斯的还原论的自然概念(作为原子论的和机械论的自然);它是对德国观念论形式的辩证法传统的一种综合;它是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一种综合。马克思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念揭示了"隐蔽的奴隶制"。只集中于市场交换而忽视随后对劳动力的剥削性使用的做法蒙蔽了那些专门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们,以至于他们竟然相信资本主义中存在着某种正义。马克思把无产阶级描述为"普遍的阶级"——这一"普遍的阶级"能够在家庭式的生产方式中实现人的本质,因为他们是一般的不公正的受害者。然而,马克思又批判工人们并没有超出象要求"公平的待遇"之类的资产阶级私利,这甚至并不前后一贯。资本主义不仅在道德意义上是非正义的,而且在本体论意义上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侵害工人的人性。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异化、拜物教和盲目崇拜。     

学术共识与当前国学研究

面对时下的“国学热”,学者们当尽量摒弃意气之争和门户之见,把握近代以来国学缘起与流衍的脉络,深入研讨诸多具体问题,谨防其间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形成一定程度的学术共识,从而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     

试论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正义观

长期以来,正义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热点和争议的中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正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本文试着从古希腊时期--近代--当代这样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粗略探讨一下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正义观,力求探索到其中的思想轨迹,使之对我们的思想有所启迪.     

国学辩证

近年国学呈现复兴之势,但"国学是什么"仍是最有争议的.从对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中国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的边缘性的学科,它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中国学术问题需要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国学探略

进入21世纪，“国学热”在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纵观历史，横观近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复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消费正义：何以必要？

现实中各种非正义消费的广泛存在,迫切需要理论界研究消费正义问题。界定消费正义概念、确定消费正义内涵和外延是消费正义理论建构的基础。如果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对自然、对他人、对自身不造成侵害,那么这种消费行为就是正义消费,或者说具有正义性。消费正义应当包括三个子目标:消费的自然正义、消费的社会正义、消费的人本正义。消费正义的必要性在于,当今现实中的种种消费行为已严重侵害到自然、侵害到他人甚至侵害到人自身,这种侵害根源于消费所固有的三种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人本属性。     

正义的祛魅——论正义的价值形态、制度形态和日常形态

正义是人类理性的提升或提纯,它同时具备三种形态:价值形态、制度形态和日常形态。正义的价值形态为人类的社会理性确立形而上的终极坐标;正义的制度形态体现实现正义诉求的社会基本结构及其制度安排;正义的日常形态是人们社会化的心理感受,它通过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多样与包容、和谐与幸福等概念范畴加以诠释。无论是正义的价值形态还是正义的制度形态抑或是正义的日常形态,其实践旨趣都应在于满足正义主体的生存、发展、安全、自由、机会等方面的需求,这样正义才不会在现实生活世界沦为"乌托邦"。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正义思想的理论特质

批判正义论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基础,在批判近代理性正义论的历史局限性与阶级本质的过程中创立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与理性正义论的抽象性、虚幻性、虚伪性相比,批判正义论具有社会实践赋予正义品性、科学态度洞察正义实质、革命道路实现正义理想的鲜明特质.     

程序正义的现实语境

在现实语境下,程序正义在民众的思维和法律实践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曲解,这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法制传统与程序正义本身构成一对矛盾,这个矛盾体的对立面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长期的人治传统使中国人习惯于听命与服从,从而束缚了自身的理性与自由.所以,为适应法治建构长远的需要,人们在程序观念上应做四维视角的转变:破除程序虚无主义,矫正程序工具主义,摒弃程序形式主义,强化程序理性主义.     

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

本文对近代研究“国学”的４０ 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如钱穆言：“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笔者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今天更不应以“新国学”之名重新加以提倡     

超越正义的正义论:反思“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

在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之间关系的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争论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1)马克思是否谴责资本主义为非正义,换言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理论是否依赖正义概念?(2)马克思的革命和解放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正义的要求和原则基础上,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原则可以理解为分配正义原则吗?在这两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立场.这里首先考察它们之间争论的核心分歧;其次,在考察当代平等主义正义论基础上,笔者把马克思的立场概括为"超越正义的正义论".     

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应从“四维时空”的视域衡估国学的“四重价值”,即着眼于人类发展的共性,观照国学的普世价值;着眼于国学发生演化的特定语境,观照国学的历史价值;着眼于现代化的需求,观照国学的现代价值;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观照国学的后现代价值。由是,国学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三构建国学精神的普世价值系统;促成国学精神的“潜现代性”与现代性对接会通;提升国学精神的“类后现代主义”。国学现代化的主要路径亦有三双重批判;文化对话;现代阐释。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则应以民族传统文化(国学)为根基,以西方文化为补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同时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文化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国学"的知识论取向——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

"国学"的倡导不应当被简单地看作某种文化复古,"国学"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学"自身的品质主要是来自其在"地域所属"、"民族种性"和"政权体制"这三个层面所特有的规定。从多元文化共存对话的角度来看,"国学"应当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代名词,"国学"最终只能以特定类型的"知识"形态进入到人类整体的知识序列之中。     

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文化软实力语境下的国学经典传承新探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学经典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石。国学具有民族性、包容性、现实应用性,其核心经典的生成早于任何文化流派。国学经典又是国学应用的结果,其文化指向受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学经典传承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提升国人文化素养和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认同感,汇聚民族复兴力量。针对不同的教育阶段和教育体系,实施国学经典传承的策略有很大区别。     

国学思潮是现代性推进的合力之一

国学的概念如胡适所界定的:为研究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国学思潮是中国现代性推进的合力之一。其一,在研究方法论上,国学思潮是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上来"昌明国粹";其二,在研究成果上,它获得前人未有的新的学术成就;其三,在批判对象上,它的矛头主要对准"科学主义"的偏颇;其四,在价值判断上,它对东、西方文化采取的是互补合一的态度;其五,在历史的向度上,它构成现代性推进的合力。所以,在批判中要给予其合理、公允的历史地位。     

国学不是学:西文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

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民初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或“国故学”存在的正当性也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较早提出这一观念的竟然是一般认为偏旧的“国学家”，很能凸显民初新旧的纠缠互渗；而更趋新的学者对“国学”在清季的含义已不甚了解，这一历史记忆的遗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清季民初传统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