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闹革命——《三家巷》中的“爱欲”与“政治”

文学作品的评价常常取决于评价者的文学观念与文化政治立场。《三家巷》的评价史成为了这种文化政治冲突的真实再现,看起来针锋相对的文学批评与政治批评其实共享了一些基本的理论预设。对《三家巷》双重主题的再解读,将帮助我们打破爱情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在揭示爱欲与政治同构性的同时,再思"革命中国"的情感结构以及政治无意识。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批判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俞吾金的论文《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以下简称"俞文"),提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已遭受严峻的挑战,并对"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否定。     

改革与法治“二律背反”及其消解方式

改革与法治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追求迥异,两者客观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紧张关系。三十五年前,中国改革的发生和发展选择了一种对峙性展开方式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以"良性违法"的道德正当性,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运用试点、试验和"先行先试"的办法,挑战旧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允许新旧体制秩序并存、对峙、冲突和比较,待改革成果经实践检验后,再经立法程序予以巩固和坚持。经过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和发展,"良性违法"的道德正当性和阶段必要性已不复存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已经有条件、也必须选择消解性展开方式,跳脱改革与法治"二律背反"困局,走向全面理性的法制建构。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与方法

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新时期。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永葆革命的青春和活力。”思想政治工作所承担的这一新的历史任务,使这项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认真探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才能迅速提高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战斗力、说服力和吸引力,充分发挥它“精神产业”的巨大效能。     

身体话语与“文革”书写——《芙蓉镇》的文化政治学探析

本文以我国上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芙蓉镇》为研究个案,以身体话语为切入点,从身体表征、性的话语、身体的抗争与僭越等层面探析文本的文化政治学意涵。本文将身体话语作为解析社会深层权力机制、厘清政治文化图景的镜语,试图在身体话语、权力以及文化政治三者的意义互动中构建对“文革”的历史书写新的阐释空间,从而揭示铭刻在身体之上复杂的权力关系,并由此展开对“文革”悲剧多维度的批判与反思.     

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分析

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面临如何叙述当代历史的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伤痕小说采用了一系列的叙述模式表现其历史立场:以"忠奸对立"方式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以时间切分方法表达"回归十七年"的历史立场,以"忠诚"叙述表现对革命"原点"的回归,等等。这些历史叙述模式体现出鲜明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使伤痕小说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以《向导》周报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向导》周报为主要阵地,对《辛丑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等国耻事件进行了系统报道、广泛宣传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革命勾勒出一个敌人与朋友的谱系。在国民革命兴起和展开的过程中,中共"国耻"论述呈现出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既相互交融、又此消彼长的特征。通过纪念国耻、剖析国耻到洗雪国耻的逻辑链条,中共成功地将阶级斗争融入民族解放的叙述框架,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易经》

本文将《易经》看作是一部试图说明政治行为正当性问题的书籍 ,从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视角 ,从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正当性建构 ,政治共同体间的正当性建构 ,变化社会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重新阅读。     

“鲁迅”:从新启蒙到世俗化

<正>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随着社会的重大转型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继续革命"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成为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鲁迅研究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历史作用。鲁迅研究相当长一个时期里被高度政治化,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是"回归鲁迅"。回归鲁迅,是回归启蒙先驱的鲁迅,回归鲁迅作品的思想和审美价值,去除外加于鲁迅的过多的政治内容。但新时     

“五卅运动”与“五四后思想革命”的夭折

《新青年》分裂后,各种复古浪潮甚嚣尘上。1924年11月,失掉了《新青年》阵地的一部分人团结在《语丝》周围,他们坚持《新青年》的立场,继续同传统思想作斗争。胡适在谈政治失败以后,重新回到启蒙的道路,积极筹备《努力月刊》,该月刊最终未能办成,胡适却成了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该派希望借启蒙手段,培养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以建立一个欧美式的法制社会。在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及其盟友从不同方向进行思想革命的时候,"五卅惨案"发生了,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该次思想革命不幸夭折。     

从社会学角度建构关于“正义”的理论——读《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

波当斯基和泰弗诺的《论正当性:价值的经济》是一本关于"正义/正当性"的社会学理论著作,对其后的法国新社会学和西方当代社会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从这项研究与政治哲学、传统社会学的关系来理解其理论渊源,重点介绍其六个"城邦"的理论模型、现实中运用的四种策略,并从范式、方法论、分析路径三方面归纳其贡献和价值。     

孔子“圣人之治”与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比较分析

欲追问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必须回溯中西政治思想的源头,源头创造出的政治思想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异同的存在。孔子与柏拉图则是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大师,而"圣人"与"哲学王"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但是何为"圣人"与"哲学王"?"圣人"与"哲学王"何以能进行统治,即通过他们的统治,为什么能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城邦?他们的凭借或者正当性何在?"圣人"与"哲学王"又是如何进行统治的?二者政治思想有其可比性,从源头上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本论文旨在对"圣人之治"与"哲学王统治"思想进行比较,以便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易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以求对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做出新的解释。     

如何理解“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

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出了新的概括：“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其主要根据就在于，“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所以，正确理解“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不但对于明确改革的性质，而且对于充分发挥改革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都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改革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如《纲要》所言，“改革是全面改革”。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指出，我国…     

“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与国家形象建构

"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既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处理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经验,也是民族国家借助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契机。关于"南京大屠杀",目前出现了"正史"、"艺术"与"商业化"三种叙事模式,但均缺乏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阐释与立场,失去了从文化传统的深处表达民族灾难的思想力度。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提振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从泛称到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定位

在中外文化史上,"革命"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涵义。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革命"则是一个"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给定的涵义存在语义关联,但更主要的还是继承了西方现代革命运动的政治文化精髓。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革命"最初是泛称的,但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主流地位的确立,它逐渐成为一种特指。由想象现代中国革命而形成的"革命文学",最初也是一种泛称,它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主流地位的确立也成为一种修辞的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对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学思潮的特指,是一种历史的定位。     

“古为今用”与1956年《琵琶记》“大讨论”

1956年《琵琶记》"大讨论",是《琵琶记》接受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认为,1956年《琵琶记》"大讨论"是"古为今用"的一个典型事件,是运用新的价值观念进行学术探讨的一个实践:一方面,透视出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在对经典题材的阐释中,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出的对政治话语的认同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困惑;另一方面,在遮蔽、躲闪、矛盾、正视的话语表述背后,体现了对《琵琶记》经典价值的某种认同。     

“格义”与中国哲学的“致曲”之路——研究者的“自觉”与“选择”

<正>中国哲学研究在新世纪表现出新的自觉。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合法性"(或曰"正当性")讨论,表明研究者对学科的性质、特征等有了自觉的反省。2006年,刘笑敢先生提出"反向格义"的问题,对中国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的正确理解——与俞良早教授商榷

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确实提出了单独一个国家(俄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胜利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在列宁看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整进程之中,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可以划分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夺取政权后的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性质的科学辨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