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俄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兼对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的探讨

“多余人”形象并不是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同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近年来,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日益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但他们多把目光投向个别形象的对应的比较研究,对“多余人”形象的整体的综合的探讨尚不多见。本文试图立足于综合比较研究的角度,对“多余人”整体形象进行以下几方面的粗浅探讨: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诞生及其共同基本特征;中俄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整体比较;“多余人”形象作为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的生命价值。     

《日瓦戈医生》精神谱系探源

澄清日瓦戈形象的精神谱系是正确理解日瓦戈形象的意义和《日瓦戈医生》的影响的关键。其精神谱系是什么?综观目前研究,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即“多余人”说,“基督使徒”说和“圣愚”说。本文辨析了这三种观点,认为“多余人”说照搬既定话语,否定日瓦戈,其理论贫乏而混乱。“基督使徒”说欣赏日瓦戈,对理解日瓦戈形象颇有启发,但未追问其思想渊源。“圣愚”说揭示日瓦戈的精神谱系源于俄罗斯非主流文化传统———圣愚。日瓦戈的精神谱系不是“多余人”,不是“基督使徒”,而是俄国圣愚。     

“世纪病”、“多余人”与“孤独者”——中西近现代文学一个基本精神之比较

“世纪病”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精神特征,它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早期,即传统所谓的消极浪漫主义的一些创作,在夏多布里昂的短篇小说《勒内》中,在缪塞的长篇小说《世纪儿的忏悔》中,在拉马丁、维尼的诗歌中,我们最早看到了这些遗世独立、悲观迷茫的漂迫者。“多余人”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的青年主人公的典型形象,如恰茨基、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其精神空虚,无所事事,这是俄国文学刚刚走向世界文学时就染上的时代性病症。“独孤者”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五四文学中展示的一大批青年知     

论俄罗斯文学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

<正> 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短短的几十年里,俄罗斯文学以一批独特的形象震惊世界文坛.这批形象,赫尔岑称之为“多余的人”.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不仅使俄罗斯文学面目一新,而且在当时世界文学中亦为独树一帜.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环境条件、个性气质的差异,但都是“土生的民族典型”.“多余的人”标志着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高峰.     

觉新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多余人

提起多余人，人们一下子会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特别会想到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他是世界公认的多余人的鼻祖，接着又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走出了一大批多余人。有人把他们归类，分为四代：欧根·奥涅金是第一代，荣家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是第二代，居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事是第三代，冈家洛夫《奥勒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是第四代。可以这样说，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每位作家笔下都有一些多余人的影子。是不是多余人就产生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呢？不然。我们认为，在十八世纪…     

郁达夫与俄国文学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的接触 ,是从阅读俄国文学作品开始的。在郁达夫欣赏和喜爱的 19世纪俄国作家中 ,最得郁达夫的偏爱并且在创作上对郁达夫影响最大的是屠格涅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不仅是郁达夫文学创作上的启蒙导师 ,而且他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以及抒情气氛的营造等方面都对郁达夫产生了巨大影响。陀斯妥耶夫斯基则以其对描写人类痛苦的偏爱和对病态人格的刻画对郁达夫构成了有力的启示。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编年史——巴金小说人物综论

<正> 杰出的大作家,不论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如何广阔,但必有其最熟悉和最经常表现的一个侧面。他在这方面的艺术表现最能显示出作家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独创性,最能闪射出作家自己的艺术光彩。这就是冈察洛夫等俄国作家所一再强调的属于作家个人独有的艺术“领地”与“省区”。由此而决定,在人物塑造上往往会形成作家特有的形象系列。就拿屠格涅夫来说吧,他对废奴前后的俄国社会生活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和表现,但作为他最熟悉的、最经常表现的、成为他介人的艺术“领地”和“省区”的,则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塑造了从罗亭到巴札洛夫等一系列的俄国知识分子形象,通过这个形象系列,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从贵族革命家到平民革命者的思想演化过程。因     

论19世纪俄日中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

社会变乱时代,知识分子心中充满了苦闷、寂寞与彷徨。觉醒了却没有方向,勇猛抗争却没有希望,虽疾声呐喊却痛苦无力。这就产生了与整个社会不相融合的“零余者”。这一形象在俄、日、中三国文学中相继得到表达。新文学的“零余者”比日本文学中的“多余人”更能大胆的自我剖析,具有更强烈的反抗精神,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没有能像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表现出一种博大的终极关怀精神,而是无声地消弭于社会现实之中。     

“阿穆尔”名称的由来

从17世纪以来,黑龙江的别名“阿穆尔”已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但对其由来,国内外学者至今尚未搞清。主要有五种说法:俄国学者史禄国认为,“阿穆尔”是达斡尔语“卡拉穆尔”的转音;俄国人马克认为,“阿穆尔”来自黑龙江的另外一种地方名称“玛穆”,是俄罗斯人发音变样的结果;苏联学者达斡尔斯基认为俄国科学院院士菲舍尔的见解比较真实,即通古斯人、基里亚克人称黑龙江为“阿玛尔”,“阿穆尔”来自“阿玛尔”;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干脆认定“俄国人把黑龙江叫阿穆尔”;王鹏林在其《“阿穆尔”的由来》一文中写道:“达斡尔人对黑龙江的称谓有两种:卡拉穆尔和阿穆尔。前一名称是在历史上按照“黑水”的含义译而形成的传统称呼,后一名称     

“不自觉”和理性活动两形式

创作中有所谓“不自觉”现象的发生。它与作家的理性意识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需要具体分析。 在这个问题上,俄国论者涉及较多的作家似为冈察洛夫。他曾将作家分为“自觉”、“不自觉”两类:前者是“形象没法说,理智给以补足”;后者则“醉心”于形象的创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论学校事故中的学校与学生关系

学校事故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是规范学校事故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不是一种监护关系,也不是一种准行政关系,更不是一种可以大而化之的合同关系,而是一种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这种关系不应因学校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且不排除学校和学生或其监护人的合法约定。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从天子、霸主、诸侯的关系论共主政治秩序在东周的演变

东周会盟争霸的结果是形成了“天子——霸主——诸侯”这样的新的等级秩序关系,这既是对西周共主政治秩序的继续和发展,更是对它的否定,并且为先秦共主政体的早期国家形态向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成熟国家形态过渡准备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西方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启示

文章首先以美国城市化的历程为例,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同时,分析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的状况,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正处于由初期向中期过渡的快速发展阶段。借鉴国外这个时期的特征,结合我国的具体城市化发展情况,提出大力发展中心城市边缘地区新城的建设,并且总结了新城建设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清代书场弹词之基本特征及其衰落原因

清代书场弹词的特征、风格的形成及其最后衰落的命运都与其特定的表演方式、表演场所及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书场弹词商业化娱乐的本质决定了其媚俗前提下的文本、文学特征;不同的表演场所形成了书场弹词判然有别的雅、俗品格。随着书场的繁荣和日益专业化,书场弹词逐渐变成了偏重舞台技艺的曲艺,客观上造成了弹词唱本文学的衰落。     

关于秦汉、三国武术概念的探讨

中国古代武术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武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或同一时期出现多种称谓,因此我们很难给古代武术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为了便于对我国秦汉、三国时期武术历史文化进行研究,以现代武术概念为基础,结合古代武术的特点,运用逻辑学方法,对该时期的武术概念进行界定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论注释法学派与冲突法的起源

早在12世纪晚期,注释法学者们（the Glossators）就遭遇了法律冲突的尴尬局面。为求得法律正义的实现和法律争议的公正解决,注释法学者提出了如何选择法律的难题。通过对《查士丁尼法典》首篇的歪曲解释,注释法学者批评了适用法院地法的单一模式,开启了人们对法律冲突和法律选择问题的思考,为冲突法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战后波兰东西边界的划分

波兰地处德意志和俄罗斯中间,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其疆界变迁频繁.1918年波兰独立后,波兰的东西边界成为巴黎和会讨论问题的中心之一.此后确立的建立在苏德两国对波兰战败的基础上的波兰东西边界令两国耿耿于怀.1939处,苏德瓜分波兰,波兰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消失.在雅尔塔会议上,在没有波兰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苏美英三大国初步商定了波兰东部的边界.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商定了波兰的西部边界,并提出以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波兰与苏德的边界问题.战后波兰东西边界的确定,改变了东欧几百年的历史.在随后的冷战氛围中,领土纠纷再次播下了民族不和的种子.